伊朗王储礼萨·巴列维的症结所在

伊朗王储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无疑是伊朗最知名的反对派人物。与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玛丽亚姆·拉贾维（Maryam Rajavi）不同，后者强制严格的戴头巾遮盖要求，并曾站在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一边，他是一名伊朗爱国者。一些伊朗人试图把他已故父亲的倒行逆施算到儿子头上，但这种做法并不公平，原因有二。第一，儿子不会自动重复父亲的错误。独裁不是遗传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VI）总体上较为开明；他承认其父哈桑二世（Hassan II）国王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主持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同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几乎凭一己之力扭转了其父在社会层面的保守倾向。第二，礼萨·巴列维研习历史。他理解父亲的过度之处，并竭尽全力避免重蹈覆辙。他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恰恰相反。他倾听，而不说教。他将自己定位为联盟搭建者，试图围绕两项原则把伊朗政治中彼此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伊朗民族的团结与民主。他追求的是一个“大帐篷”，让自由派、共和派和君主派都能在其中共存。

许多伊朗活动人士——那些聚集在美国伊朗裔全国委员会（NIAC）和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的支持伊斯兰共和国活动人士——依据父辈在君主制下受苦的经历贬低这位王储，但被困在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普通伊朗人却有不同的看法。整整10%的伊朗人参与了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相比之下，历史学家估计只有1%的北美殖民地居民积极参与了美国独立革命。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之所以能动员起如此规模的人群，是因为他号召伊朗人反对国王，而不是支持任何具体纲领。霍梅尼一再否认自己有个人野心或权力欲望，转而许诺“伊斯兰民主”。等到伊朗人发现他撒了谎，为时已晚：他已经巩固了控制权。战争、腐败、治理失当和孤立，使伊朗人的生活水平付出了代价。

在国王治下，伊朗经济增长迅速；随之而来的快速城市化加剧了民间的不满，因为心态更为传统的乡村居民涌入城市，要么对伊朗的亲西方转向感到幻灭，要么觉得自己被眼前的进步抛在了后面。在教士政权下受苦之后，许多伊朗人很快开始哀叹自己失去的一切。人总觉得别处的草更绿。

我曾亲眼看到，一些从伊斯兰共和国前来参加婚礼的伊朗人见到了这位王储，而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他会出席。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君主派；但所有人都围到他身边。有人鞠躬行礼。有人试图亲吻他的手。无论是不是君主派，礼萨·巴列维都是伊朗人心中美好时光的象征。

既有这样的潜力，那么礼萨·巴列维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讽刺的是，一个主要问题恰恰是他对不重蹈父亲覆辙的执念。组织伊朗流亡群体和国内反对派，有如驱赶一群猫。然而，礼萨·巴列维出于害怕被贴上独裁者标签，选择不去约束他们。这种被动有时可能是有价值的；但在另一些时候，它看上去怯懦，甚至近乎失职。伊斯兰共和国最害怕的是反政权伊朗人在目标上实现统一；遗憾的是，巴列维至今几乎没让他们有什么可担心的……至少目前还没有。

礼萨·巴列维与约旦前王储哈桑（Hassan）之间，正出现一种不幸的类比。哈桑是一位才华横溢但言辞冗长的知识分子，1999年，侯赛因国王绕过他，转而选择了自己资历更浅、也更为腐败的儿子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许多伊拉克人曾希望哈桑能以某种身份出任要职，至少主持一场制宪会议。哈希姆家族在许多伊拉克人心中留下良好记忆，原因与巴列维家族在伊朗人心中一样：他们代表着黄金时代。正如一位伊拉克人在2000年对我打趣说的：“萨达姆是上帝的诅咒，因为共产党人杀了（哈希姆）国王。”哈桑本人童年时代的夏天是在伊拉克度过的，对这个国家十分熟悉。与杰伊·加纳（Jay Garner）、扎尔迈·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和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这些野心勃勃却要么无能、要么热衷博取关注的美国官员相比，他在伊拉克人当中显然更具正当性；这些人是乔治·布什总统派往伊拉克的，却令普通伊拉克人心生抵触。哈桑的问题在于怯懦。他不敢迈出那一步，甚至可能连返回伊拉克都不敢。阿卜杜拉二世本人缺乏自信，担心叔父声望上升，于是试图迫使叔父保持沉默。与此同时，哈桑害怕违抗阿卜杜拉二世，担心国王或其在海湾产油酋长国中的盟友会切断他的津贴。归根结底，哈桑不敢冒这个险。

礼萨·巴列维面临的风险不同。他不接受外国资助，也不像许多伊朗人想象的那样富有。他的恐惧或许在于，他本质上是薛定谔的猫。如今，他可以两头兼得，一边宣称自己拥有巨大的权威。但如果他采取行动，而伊朗人并未向他靠拢，他的权力与影响力将立刻、并且永久地消散。反过来，如果伊朗人确实聚拢到他周围，那么就连他在美国的批评者也无法再质疑他的地位或角色。于是问题就变成：礼萨是否过于害怕而不敢承担这种风险。他需要造访该地区，甚至或许应在纳杰夫设立临时居所——霍梅尼曾在那里度过多年流亡岁月，伊朗朝圣者可能会在那里与他会面，甚至聚集到他周围。伊拉克政府可能不喜欢这样，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打手们也会试图暗杀他，但到了某个时点，他必须抛开顾虑，迈出大胆的一步。

不过，即便礼萨·巴列维这样做了，他仍必须解决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拖累着他。他自己的组织也折射出他放手不管的政治风格。说它混乱都算轻描淡写。多名亲信都声称代表他说话。当助手们借用他的权威参与论战，针对其他伊朗活动人士甚至非伊朗裔美国人时，问题就出现了。以他名义发声的人，最终责任仍在这位王储身上，除非他压下或解雇那些未经授权如此行事的人。君主派并不像人民圣战者组织那样是个邪教，但礼萨·巴列维的一小部分支持者忘记了这一点。

在巴列维的组织内部，同样存在跟进不力的问题。许多人把自己想象成事实上的部长；他们想要荣耀，却拿不出能力。沟通无人回应。他的团队会提出会面请求，随后却对建议的日期或时间不予回复。巴列维大概担心，为施加纪律而严加整顿，甚至解雇那些对其运动贡献甚微乃至有害的人，会引发背后中伤和不必要的干扰。他的组织也被伊朗情报机构渗透。礼萨·巴列维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无力或不愿清除这些渗透者，本身就是问题。然而，在伊斯兰共和国摇摇欲坠之际，他已无法继续拖延。如果他连自己的组织都无法有效管理，就等于为那些批评者提供了佐证：他连制宪会议都管不好，更遑论治理一个国家。

不要搞错了：在所有流亡团体中，只有巴列维这一派具备为伊朗和平移交权力作出贡献的潜力，即便最终结果不是君主制。伊朗人鄙视人民圣战者组织，因为它曾支持霍梅尼、把伊朗出卖给萨达姆、继而支持恐怖主义；而他们将礼萨·巴列维视为自身黄金时代的象征。巴列维用心良善，但除非他对自己的运动施加纪律约束，且在管理上投入的时间不少于他用来标榜自己心怀更美好未来的时间，否则他注定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真正的抱负。这不仅会是一场个人悲剧，也将是伊朗人民的悲剧——他们理应得到好得多的结果，也理应拥有一次真正走向议会民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