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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r

谁在掌控伊拉克北部

伊拉克与伊朗签署的安全协议,暴露出巴格达对国家安全秩序的掌控不过是一种假象。

Ali Almrayatee 曾在“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担任美军战地口译员。此后,他出任伊拉克议会高级安全顾问,参与了2016年营救美国人质的行动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并曾作为反恐情报资产为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他还在伊拉克和土耳其担任外交官,重点关注国际安全、极端主义、混合战争与地缘政治事务。

The central square in Erbil, Iraq.
伊拉克埃尔比勒市中心广场。 · Shutterstock

伊拉克面临一道难题:既要应对两个邻国的安全诉求,又要守住对事关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的国家决策的主导权。德黑兰要求清除伊朗库尔德反对派组织,安卡拉则宣布将继续在伊拉克北部保持军事存在,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究竟由谁来决定伊拉克北部的安全秩序?巴格达夹在这两项目标之间,受制约的不仅是外部压力,也在于其在联邦伊拉克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推行统一安全政策的能力有限。

问题已不再是巴格达能否达成安全协议,而是它能否在落实协议的同时,仍然掌握国家安全决策的主导权。

在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卡西姆·阿布迪(Qasim Al‑Aboudi)主持、并有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代表参加的一次伊拉克—伊朗联合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表示,两国已同意将伊朗库尔德反对派组织清除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或将其移交伊朗。与此不同,伊拉克方面的官方声明称,双方讨论的是落实2023年双边安全协议并解决遗留问题,并未提及驱逐或移交。

两种说法相互矛盾,使巴格达的公信力面临考验。清除或引渡反对派组织,是国家主权的行使,牵动伊拉克内部权力平衡以及其与库尔德自治区的关系。如果巴格达确已接受此类措施,那它就不只是在共同安全威胁上与德黑兰协调,而是在让渡对本国领土如何使用、以及哪些团体能在国境内获得保护的裁量权。伊朗大使的表态与伊拉克与会者的沉默之间的落差,凸显出眼下的直接挑战:伊拉克政府能否公布其所同意事项的说法,确定拟议迁移的法律地位,并证明其政策并非只是对外国军事压力的被动回应。

这些安排需要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参与,说明埃尔比勒认识到不配合的政治代价,但也暴露出巴格达在不依赖他方的情况下执行此类协议的制度能力之脆弱。未来数月的关键问题在于,巴格达能否在不触发与其执政安排所倚重的政治与武装网络对抗的前提下,把外交承诺转化为地面上的实际变化。当前趋势指向的将是选择性落实、持续博弈与定点施压,而非全面解决。

伊朗库尔德反对派问题仍将是主要的引爆点。德黑兰已表明愿意对伊拉克境内的反对派据点动用武力,使巴格达与埃尔比勒不得不在边境安全、稳定,以及对难民和居民的法律保护等相互掣肘的诉求之间周旋。如果迁移安排在缺乏可执行保障的情况下谈成,这些团体即便接受对其活动的限制,也可能在此后继续遭到伊朗打击。反之,如果它们拒绝迁移、在边境附近保留武装据点,伊朗就仍将拥有进一步干预的理由。

库尔德斯坦地区,尤其是埃尔比勒,处境尤为脆弱。它与华盛顿保持密切关系,同时又收容着德黑兰和安卡拉都视为安全威胁的库尔德反对派组织。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了库尔德斯坦的脆弱性。尽管近期宣布了对立的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的象征性统一,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与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仍各自维持独立的政治网络与安全架构,限制了库尔德人作为统一行为体行事的能力。这使该地区在需要共同立场的议题上仍然分裂。外部行为体则利用这些政治裂痕,分别与埃尔比勒和苏莱曼尼亚经营不同关系。因此,埃尔比勒不得不在弱势地位上展开谈判,力图在平衡与巴格达关系、保护反对派组织、以及避免本地区沦为伊朗与其对手战场之间艰难取舍。

归根结底,真正的考验不在于伊拉克能否与伊朗签署安全安排,或能否容忍土耳其的军事行动,而在于它能否通过本国机构把这些外交承诺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以及这些机构能否摆脱政治分裂和外部胁迫而独立运作。从目前证据看,它们做不到: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主持会议,但其结果却由伊朗和土耳其塑造。

在巴格达于边境地带建立起真正的国家能力、并证明自己有能力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情况下执行安全决策之前,它仍将容易受到邻国战略野心的影响。这将决定撤军后的安全合作与美国投资能否持续——抑或由地区对手来塑造美国利益所依托的战略环境。伊拉克近期与德黑兰达成的协议或许能暂时满足伊朗的安全诉求,但并不能强化伊拉克国家本身——而国家才是真正主权得以立足的唯一基础。

阅读英文原文: Who Rules Northern I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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