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印度须正视哈马斯在马来西亚的据点
穆斯林占马来西亚人口的60%,反犹主义与仇视以色列的情绪助推了对哈马斯的支持。
Abhinav Pandya是印度外交政策与安全研究机构乌萨纳斯基金会(Usanas Foundation)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2024年1月,我向一位以色列高级外交官询问,有报道称一些哈马斯领导人因加沙的军事行动而迁往马来西亚。他回答说:“对我们有利,对你们不利。……马来西亚离我们太远了。”然而,哈马斯带来的危险不应被简化为非此即彼;只要找到安全庇护所,哈马斯就会在任何地方构成威胁。以色列和印度,乃至所有民主国家,都有共同利益去应对马来西亚日益纵容恐怖主义的趋势。别搞错:马来西亚正在成为恐怖主义的啦啦队,甚至是赞助者。
以色列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紧张。以色列支持马来西亚1957年脱离英国独立,支持这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并与之开展贸易。然而,马来西亚首任总理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是一名伊斯兰主义者,转而疏远这个犹太国家。马来西亚是首个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给予全面外交承认的南亚国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访问吉隆坡时,亚西尔·阿拉法特对这个东南亚国家的评价高于阿拉伯国家。此后,马来西亚在联合国为巴勒斯坦游说,并向巴勒斯坦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总理纳吉布·拉扎克(2009-2018)培育了与哈马斯的关系,甚至在2013年访问加沙地带。如今,马来西亚为巴勒斯坦人管理着一笔17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
截至目前,马来西亚将哈马斯视为加沙人合法且经选举产生的代表。2023年10月7日袭击发生后,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成为对以色列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称耶路撒冷的军事行动是“野蛮之极”。数十年来,马来西亚一直要求以色列护照持有人须获得马来西亚内政部的书面许可方可入境。
马来族穆斯林占马来西亚人口的60%。尽管不少印度安全分析人士和战略思想者仍将马来西亚视为一个宽容和平、保留并弘扬印度教遗产的伊斯兰国家,但这种看法忽视了马来社会经历的激进化。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折射出这一伊斯兰主义人口的本能倾向,旨在推动伊斯兰团结。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后不久对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朗的旋风式访问中,易卜拉欣主张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紧急会议以支持巴勒斯坦人。
反犹主义以及对以色列的非理性仇恨,催化了马来西亚对哈马斯的支持。大规模亲巴勒斯坦街头抗议并不罕见,易卜拉欣本人就曾在其中一场担任主角。人们抵制麦当劳等被认为与以色列和美国有联系的快餐店。正如在巴基斯坦以及如今的孟加拉国一样,政客试图利用宗教身份来凝聚马来族群。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强化伊斯兰主义“资历”、投射反西方叙事,并将非穆斯林描绘为对伊斯兰的威胁。这种取向以不同方式向下渗透。例如,在以色列对哈马斯袭击展开报复后,易卜拉欣政府的教育部在中小学和高校组织了“巴勒斯坦团结周”活动。
马来西亚国内的反以色列、亲伊斯兰主义力量如今公开放任马来西亚成为恐怖主义的避风港。2010年,哈马斯派出15名成员赴马来西亚接受为期一周的滑翔伞训练。在卡塔尔迫使哈马斯领导层离境后,许多哈马斯重要领导人转移至马来西亚,另一些人则选择了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哈马斯的军事派别曾从马来西亚指挥行动,不过如今这也伴随后果。2018年,哈马斯的自杀式无人机和火箭系统专家法迪·穆罕默德·巴塔什(Fadi Mohammad Al-Batash)在马来西亚遭枪杀。驻马来西亚的安全分析人士在匿名条件下表示,哈马斯和真主党都在持续推进其强有力的本地渗透。
一些以色列人可能认为,距离带来的安全感意味着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事会留在马来西亚,但这可能是致命的自负。哈马斯将把马来西亚作为动员资源、重振自身的关键基地。而且它们不会单打独斗。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在马来西亚保持活跃存在,并与哈马斯协同行动。
受到马来西亚纵容恐怖主义威胁的,并不只有以色列。三军情报局将马来西亚作为支持克什米尔圣战组织、并进行会晤的基地。在印度废除宪法第370条、将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治理正常化为联邦属地之后,马来西亚与土耳其、巴基斯坦一道成为印度最强硬的批评者之一。这三个国家曾正式宣布创办一个全球性伊斯兰电视频道。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与克什米尔圣战分子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其对印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of India)等印度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拉拢,使哈马斯在马来西亚不断增强的存在成为新德里关切的理由。
当然,印度和以色列应进一步深化反恐合作。但在马来西亚打击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不应仅是外国的关切,也应是马来西亚自身的利益所在。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家因放任哈马斯为所欲为而声誉受损。为恐怖分子提供避风港削弱了黎巴嫩、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并导致投资者因担心不稳定、暴力或制裁而撤离。现年77岁的易卜拉欣或许看不到推行亲恐怖主义政策的后果,但马来西亚人无疑将为此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