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斯尼亚到巴勒斯坦，党卫军“弯刀”师老兵参战阻挠以色列建国

导言

在当今萨拉热窝的政治语境中，“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往往被包装成一场简单明了、立场坚定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斗争。几乎没人会提起那段摆在眼前却令人尴尬的历史：80年前，如今为巴勒斯坦摇旗呐喊最响亮的那些波斯尼亚地区，曾是数千名志愿者的主要征募地，这些人加入了党卫军第13武装山地师“弯刀”师（13th Division of the SS Handschar）——这支部队曾积极参与大屠杀暴行，其组建以及意识形态塑造更得到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Mohammed Amin al-Husseini）的亲自背书。

这些穆斯林党卫军部队至今仍是二战史上一段出人意料却研究不足的篇章。而且，这段历史还有一个同样耐人寻味的尾声：纳粹德国在欧洲崩溃后，一些前“弯刀”师成员并未脱下军装。凭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圈子里既有的联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中东重新现身，再次端起步枪——这一次是在阿拉伯军队的行列中，试图（但未能）在1948年战争中阻止以色列国的诞生。

这一整段经历堪称“选择性取材”的教科书式案例：符合想要叙事的部分被高声宣扬，不合时宜的部分则被悄然扫到地毯下面——只为让当下的政治叙事看上去“干净”，在道德上也更令人自我感觉良好。

万字符上的新月：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的战时轨迹

将波黑的波什尼亚克穆斯林动员进纳粹战争机器，以及党卫军第13“弯刀”师的组建，都与大穆夫提侯赛尼密不可分。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具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他将自己在穆斯林群体中握有的相当权威，直接用来服务第三帝国。

1941年4月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王国后，这个国家被肢解：部分领土被直接吞并，部分地区被划为占领区，废墟之上则出现傀儡国家。作为纳粹德国的忠实盟友，这些通敌政权——尤其是克罗地亚独立国——热情拥抱“种族纯洁”的意识形态。其公开目标是打造族群同质的领土，而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对塞尔维亚人、罗姆人和犹太人的系统性族群清洗。这些准国家很快就成为大屠杀版图上的关键坐标。

傀儡政权的建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相关武装单位的组建，它们的任务是以大规模暴力强制推行纳粹秩序——党卫军第13“弯刀”师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特殊性在于，这是第一支完全由非德国人员组成的党卫军师。其基层士兵主要是从桑扎克、波黑以及克罗地亚部分地区招募的波什尼亚克穆斯林，而军官团则几乎清一色为德国人。

招募并组织一个波什尼亚克师，需要有人真正了解潜在士兵的心态，同时又对帝国的忠诚无可置疑。所有这些条件最终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大穆夫提侯赛尼。侯赛尼——阿道夫·希特勒最显赫的穆斯林盟友，也是现代政治性反犹主义的关键建构者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的活动并不局限于中东。他在欧洲同样对帝国极为有用，直接参与党卫军第13“弯刀”师的组建；该师是第三帝国麾下规模最大的穆斯林军事编制。

在介入巴尔干之前，这位大穆夫提就已在从中东到欧洲的多个危机热点中，积累了作为帝国盟友的丰富经验。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1936—1939年）失败后，侯赛尼先逃往黎巴嫩，随后转赴伊拉克。1941年，他在那里支持拉希德·阿里·盖拉尼（Rashid Ali al-Gaylani）的亲纳粹政变，政变最终失败。同年，他逃往德国，并在当地继续——且深化——与纳粹的合作。

在德国，他很快与第三帝国最高层建立了直接联系，其中包括阿道夫·希特勒。随后，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倡议下，他利用自身宗教权威为武装党卫军的相关部队招募穆斯林志愿者。他在为党卫军第13武装山地师“弯刀”师、党卫军第21武装山地师“斯坎德培”师（21st Division of the SS Skanderbeg）以及党卫军第23武装山地师“卡马”师等单位动员兵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还面向该地区穆斯林展开密集宣传，力图为纳粹德国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侯赛尼经常通过德国电台播音，将犹太人描绘为“穆斯林最凶恶的敌人”，并公开敦促阿拉伯人接受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作为回报，纳粹在柏林为他提供豪华住所，并发放丰厚津贴。在1944年柏林电台的一次广播中，他宣称：“阿拉伯人！万众一心奋起，为你们神圣的权利而战。在任何地方发现犹太人就杀死他们。这取悦真主、历史和宗教。这将拯救你们的荣誉。真主与你们同在。”[1]

从中东到柏林，侯赛尼都是穆斯林与第三帝国合作的核心人物之一，尤以巴尔干地区为甚——在那里，人们对他的记忆主要来自他在1943年促成臭名昭著的党卫军第13“弯刀”师组建中的关键作用。他还积极参与对该师成员的意识形态灌输，将政治宣传与军事动员相结合，以强化纳粹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弯刀”师于1943年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直接倡议下组建，其背后是东南欧军事与政治需求的双重驱动。希特勒和希姆莱试图利用巴尔干的穆斯林人口打击游击队抵抗，并帮助维持德国对被占领南斯拉夫的控制；从更长远看，还希望将该部队部署到波斯尼亚之外。落到实践层面，这意味着作为帝国整体架构的一部分，在占领区实施屠杀。纳粹推进这一项目所倚重的关键人物正是侯赛尼：他的意识形态动员对于争取地方领袖支持纳粹德国至关重要，而这种支持后来又转化为党卫军编制中的大规模征募。

作为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亲自撰写并签署宣传小册子《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并于1943年在萨格勒布出版。其明确目的在于动员穆斯林参与落实帝国政策。文本援引伊斯兰早期历史以及先知穆罕默德与犹太人的关系，以犬儒的方式将宗教叙事扭曲为服务沙文主义与反犹目标的工具。小册子宣称：“历史所知的犹太人只是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并且，“他们的粗鄙本性以及对接纳他们的民族、对周边民族的不可容忍的行为，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民族被迫采取措施，压制犹太人以武力攫取其所欲之物的企图。”[2] 该文件的明确意图，是使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正常化并获得正当化。

上述线索最终汇聚到一起，为一支激进意识形态与地方野心融为一体的纳粹部队奠定基础：党卫军第13“弯刀”师。该部队于1943年2月10日获希特勒正式批准，随后立即启动组建工作，在穆斯林人口中展开征募，并着手塑造第三帝国麾下第一支非日耳曼党卫军部队。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纳粹主义：把波斯尼亚变成党卫军傀儡国的构想

党卫军第13“弯刀”师体现了一种独特交汇：宗教激进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及波什尼亚克穆斯林群体希望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划出一块族群“纯净”领土的诉求——这片领土既能获得相对萨格勒布的自治，又仍将牢牢置于帝国的庇护之下。

该师的动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宗教这一强有力的工具：它既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框架及其军事机器提供合法性，同时也推动波什尼亚克人自身的政治目标。由于仅凭一位宗教人物——即便是大穆夫提这样的显要人物——仍不足以支撑相关工作，该师几乎每个营都配有一名伊玛目，由其负责对官兵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其中最引人注目者之一，是伊斯兰神学家侯赛因·佐佐（Husein Đozo）：他在“弯刀”师担任师级伊玛目，并成为大屠杀的高调鼓吹者。尽管如此，萨拉热窝至今仍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佐佐在1943年的一份小册子中写道：“《凡尔赛和约》的强制条款把欧洲推上了完全荒谬的基础”，并称“在民主的外衣下，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关键地位……欧洲不会轻易摆脱这些敌人，但党卫军人将为她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3]

该师对万字符与伊斯兰之间联系的刻意经营，甚至延伸到经过精心设计的军装细节。“弯刀”师党卫军的领章图案是一只手握弯刀，置于万字符之上。成员还佩戴费兹帽（fez），这是党卫军各师中独一无二的装束细节。费兹帽上印有党卫军骷髅头（Totenkopf）和党卫军之鹰，使这件传统穆斯林服饰成为帝国图像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些象征性的连接远非军装上的表面装饰，而是该师以及其他以穆斯林为兵源的党卫军部队政治灌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灌输渗透在部队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于党卫军第21“斯坎德培”师（第一支阿尔巴尼亚部队），其成员要手按《古兰经》宣誓，承诺对“卡菲尔（kuffar）发动圣战”（对不信者作战），“弯刀”师并未明确援引“吉哈德”的概念。尽管如此，该师阵亡者在官方表述中仍被视为“舍希德”（shahid）——这一伊斯兰宗教术语字面意为“见证者”或“殉道者”，用于指在战斗中死亡的穆斯林。

在法国和西里西亚完成训练后，该师于1944年被投入对斯雷姆和波斯尼亚东部游击队的实战行动，其成员对战俘与平民犯下一连串骇人罪行。据《大屠杀百科全书》记载：“这些被称为‘弯刀’的穆斯林志愿部队被编入武装党卫军，在波斯尼亚与南斯拉夫游击队作战，并在匈牙利执行警察和安全任务。他们参与了波斯尼亚的平民屠杀，并自愿参加在克罗地亚搜捕犹太人的行动。”[4] 在“玛格丽特行动”——1944年3月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匈牙利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随即开始。绝大多数人被直接送往奥斯维辛，少数群体则被用作波斯尼亚各地营地的强制劳工，包括修筑抵御游击队袭击的工事。有文献记录的一起案件显示，一支由22名犹太人组成的强制劳动队在图兹拉附近一处“安全区”（德方划定、由党卫军控制、用于反游击行动的区域）被“弯刀”师成员屠杀。

尽管该师在波斯尼亚东部的反游击行动中取得一定战术战果并显示出相当能力，但它更广为人知的却是极端的残暴与野蛮——不仅体现在战斗之中，也体现在其被分配管辖的安全区内对塞尔维亚、穆斯林和犹太平民的大量犯罪。这一安全区是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被划定的一片区域，“弯刀”师在其中行使全面的军事与警察权力。该安排在官方层面被解释为压制游击活动、维持秩序之举，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演变为系统性大规模犯罪的发生地，包括处决战俘、大规模屠杀平民、任意逮捕、驱逐，以及对当地居民施加的普遍恐怖。

该区位于波斯尼亚东北部，“弯刀”师成员在此几乎享有不受追究的行动空间，这也成为设想中“在德国庇护下实现波斯尼亚自治”的首个现实步骤。从地理边界看，该区由4条河流围合：斯普雷查河、萨瓦河、德里纳河和波斯纳河。它涵盖马耶维察、塞姆贝里亚和波萨维纳的部分地区，并面向巴奇卡和斯雷姆——这些地区居住着德意志族人（Volksdeutsche），当地另有一支党卫军师在活动。

党卫军第13“弯刀”师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源于波什尼亚克穆斯林希望摆脱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框架，争取一定程度的自治——而在乌斯塔沙政权之下，他们作为穆斯林并不享有这种自治。由于对自身在克罗地亚独立国社会与政治地位的不满，一批穆斯林于1942年秋向德国当局游说，要求赋予波黑特殊地位。他们将诉求形成一份日期为1942年11月1日的备忘录，直接呈交阿道夫·希特勒。

以“人民托管会”的名义，若干未具名的波黑穆斯林代表列出对帕韦利奇政府的不满，并请求将波黑设为在德国军方直接监督下的自治区。他们还提出建立“波斯尼亚卫队”——一支由德国控制的武装编制。备忘录要求柏林禁止乌斯塔沙在波黑自治区内活动，使地方当局得以在德国保护下施政。拟议领土将构成一个统一的波黑行政区，首府设于萨拉热窝。他们还要求设立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一个分部。

尽管德方从未作出正式回复，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收到备忘录后仍迅速行动，决定组建一支由波黑穆斯林组成的党卫军师。党卫军第13“弯刀”师在事实上构成了柏林对波什尼亚克人“在帝国保护下实现自治”诉求的具体回应。该师返回巴尔干并在斯雷姆开展最初行动后，自治的第一批具体轮廓开始显现。就在部队从斯雷姆撤回波斯尼亚之前，师长卡尔-古斯塔夫·绍贝茨魏格（Karl-Gustav Sauberzweig）发布了一份题为《解放波斯尼亚指导方针》的正式指令。这份文件实际上成为在克罗地亚独立国领土内建立一个事实上的党卫军国家的蓝图。文件写道：“本师必须解放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属于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必须清除匪徒和外来者〔此处理解为游击队和犹太人〕。”[5]

对“匪徒和外来者”的清洗随即直接转化为系统性恐怖。根据留存的档案材料，1944年3月至10月间，“弯刀”师在斯雷姆以及波黑东北部犯下连串暴行。从残忍程度与处决方式看，这些罪行往往甚至超过其纳粹“导师”。在1945年的审判中，时任该师第28团团长、后任师部成员的马蒂亚斯·弗拉尼奥（Mathias Franjo）就其中一次行动作证称：“这些人把沿途一切不戴费兹帽的人都屠杀了。有这样的情形：带队的军官看到有人在田里干活。过了一会儿他回头看时，那些刚才还在劳作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6]

在6个月间，仅波斯尼亚一地就有至少1803人被杀，斯雷姆（Syrmia）则有700多名平民丧生。随着巴尔干战局对德国及其附庸国迅速恶化，大批“弯刀”师成员开始逃亡。这促使党卫军又组建了一支新的师——党卫军“卡马”师（SS Kama），其骨干由德国指挥干部和从“弯刀”师调来的波什尼亚老兵构成。与始终未能达到完全战备状态、也从未以整建制作战的“卡马”师不同，许多久经战阵的“弯刀”师老兵在德国投降后逃往意大利。从那里，其中一部分人在别处延续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纳粹德国崩溃后，大穆夫提侯赛尼（al-Husseini）恢复了他在中东的活动，这一次主要针对正在形成中的以色列国。他早前与纳粹的合作——尤其是他在巴尔干所扮演的角色——在战后把同一批老兵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连接起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返中东：巴尔干党卫军老兵参加阿以战争

1947年底，就在联合国通过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号决议不久之后、独立战争前夕，《巴勒斯坦邮报》（The Palestine Post）报道称，来自巴尔干的新兵已进入叙利亚军队行列。据当时的记者报道，这些新到的战斗人员中有党卫军“弯刀”第13师的前成员。据称，他们的战时经验将被用于即将到来的与犹太武装的冲突，这立刻引发了关于前帝国军人在中东战后轨迹及其新角色的疑问。

据当时的报道，“叙利亚军队最新招募的人员是国防军波斯尼亚党卫军的成员，这是纳粹为打击铁托游击队和盟军而建立的一支穆斯林部队。叙利亚已向整个波斯尼亚党卫军部队提供庇护，其中数千人逃往奥地利和德国的英国占领区，南斯拉夫政府正要求引渡他们。”[7] 这些“弯刀”师前老兵中有数百人——估计在500到1000名波什尼亚克人之间，另有规模较小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群体——从国际难民组织（IRO）设在意大利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中被招募，并被运往叙利亚和黎巴嫩。在那里，他们在大马士革西南的卡塔纳（Qatana）军事基地接受进一步训练，并被编入福齐·卡武克吉（Fawzi al-Qawuqji）指挥下的阿拉伯解放军（ALA）若干营。许多人主要在阿季纳丁营（Ajnaddin Battalion）服役，另一些人则被编入第1和第2雅尔穆克营以及希丁营（Hittin Battalion）。一些经验更为丰富的“弯刀”师军官甚至为叙利亚正规部队开办突击队和游击战学校，传授他们在对付南斯拉夫抵抗运动时磨炼出来的反游击战术。[8]

阿尔巴尼亚人中许多是党卫军“斯坎德培”第21师（SS Skanderbeg）的前成员，他们以规模较小但引人注目的群体抵达。1948年4月14日，《巴勒斯坦邮报》报道，一艘船将67名阿尔巴尼亚人、20名南斯拉夫人和21名克罗地亚人送抵贝鲁特，带队者是前阿尔巴尼亚议员、短暂出任过总理的德尔维什·比查库（Dervish Biçaku）。[9] 这些巴尔干志愿者在1948年阿以战争的若干关键战役中直接参战。他们中许多人被编入卡武克吉指挥下的阿拉伯解放军，带来了在波斯尼亚和斯雷姆反游击作战中得来的——往往残酷而血腥——经验。

他们参加了卡斯特尔战役（1948年4月初）——这是一场争夺俯瞰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那座战略高地控制权的激烈搏斗。他们还参加了争夺雅法的激战（1948年4月至5月），阿拉伯武装试图守住这座重要的沿海城市。在加利利，他们参与了米什马尔哈埃梅克（Mishmar HaEmek）周边的行动（1948年4月），那是一场持续10天的战斗，包括雅尔穆克营在内的阿拉伯解放军部队对该基布兹及周边村庄发动了多次进攻，试图突破北部的犹太防线。还有一些人在拿撒勒附近作战，并参加了1948年10月战争后期在米斯贾巴勒（Mis al-Jabal，或作 Misl al-Jabal）地区的后续冲突。

在整个1947年至1948年间，以色列媒体一再报道“弯刀”师以及来自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其他通敌部队老兵经意大利抵达中东，并加入准备对以色列作战的阿拉伯部队。克莱尔·奈金德（Claire Neikind）在1948年3月2日《巴勒斯坦邮报》发表的题为《阿拉伯人需要巴尔干士兵》的文章中报道，阿拉伯方面的代理人正在从前党卫军各师成员中招募雇佣兵，到巴勒斯坦同犹太人作战，其中既有阿尔巴尼亚人也有波什尼亚克人。招募工作通过在意大利IRO营地内部活动的“东方通讯社”（Orient Press）组织进行。文章指出，对于来自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俄国的穆斯林，IRO已决定：如果中东的穆斯林政府提出要求，该组织不会正式反对他们的迁移。代表埃及政府的阿姆鲁·易卜拉欣亲王（Prince Amr Ibrahim）与IRO达成协议。1947年11月，该组织批准将135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穆斯林——连同其家属——转往埃及，旅费由开罗政府承担。正如一名IRO官员所解释的：“这135名移民全都有战犯或通敌者的档案，或以其他方式背叛了盟国事业，因而没有资格获得IRO的援助。因此，IRO官员‘乐于摆脱他们’。”[10] 另有一批57名穆斯林——同样因战时记录而无资格获得IRO援助——于1947年12月被该组织解除管辖，并由外约旦政府出资送往安曼。

侯赛尼再次投身为巴勒斯坦事业而战。这一次，他帮助“弯刀”师的前成员在中东找到“阳光下”的新位置，把他们的力量引向正在形成中的以色列国。他与前纳粹军官和士兵的长期联系，使一张人脉与资源网络得以建立；据当时的报道，这张网络在此后数十年间影响了该地区某些军事单位和组织的形成。

与此同时，这些外国老兵的存在在当地当局及其盟友中引发了相当大的警觉。他们与纳粹机构的过往联系，加上他们在巴尔干残酷行动中的确凿记录，使这一群体成为中东地缘政治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阿以战争前夕，“弯刀”师前党卫军成员连同其他巴尔干通敌部队的老兵抵达叙利亚和更广泛的中东地区，说明二战的作战经验如何成为新一轮地区冲突中的重要资产。他们被招募并融入阿拉伯军事体系——在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等人的推动下，并得到IRO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政府的支持——引出了巴尔干老兵在中东延续军事与意识形态介入的问题。

随着由阿尔巴尼亚人、波什尼亚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组成的混合志愿者群体经意大利和贝鲁特抵达大马士革、加入阿拉伯解放军，整幅图景变得更加复杂，也标志着巴尔干雇佣兵在中东冲突中角色的新篇章。

党卫军“斯坎德培”师：武装党卫军中的阿尔巴尼亚部队

尽管党卫军“弯刀”第13师主要由波什尼亚克人组成，但其中也包括大量来自科索沃和桑扎克（Sandžak）的阿尔巴尼亚志愿者。这些阿尔巴尼亚人中有许多后来构成了另一支独立部队——党卫军“斯坎德培”第21师（阿尔巴尼亚第1师）的核心。

“斯坎德培”师于1944年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倡议下组建，主要由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新兵和德国指挥干部构成。与“弯刀”师一样，其成员接受意识形态灌输，并手按《古兰经》宣读宗教誓言。该师的主要任务是反游击作战，而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针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尔维亚人的大规模族群清洗行动，以及参与大屠杀。1944年5月，该师成员在普里什蒂纳逮捕了数百名犹太人，并把他们交给德国人，遣送至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其中大多数人死于那里。

纳粹德国崩溃、傀儡国家“大阿尔巴尼亚”垮台后，许多阿尔巴尼亚通敌者像他们的波什尼亚克同伙一样逃往意大利。其中一部分人从那里的流离失所者营地辗转前往中东。

当时的一则报纸报道证实，在涌入的巴尔干战斗人员中并不缺少阿尔巴尼亚人。1948年4月14日，《巴勒斯坦邮报》在题为《混合游击队》的文章中报道，一艘船将67名阿尔巴尼亚人、20名南斯拉夫人和21名克罗地亚人送抵贝鲁特。这一群体由德尔维什·比查库率领，他是前阿尔巴尼亚议员、大地主和高级通敌者。比查库曾支持墨索里尼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领，担任过地拉那省长，并在1944年底德国占领期间短暂出任阿尔巴尼亚总理。从地拉那出逃后，他抵达意大利，后来又协助将阿尔巴尼亚老兵输送给阿拉伯武装。这批人由巴勒斯坦阿拉伯事务局接待，并表示自己曾在阿尔巴尼亚同共产党人作战。[11]

在卡武克吉的阿拉伯解放军内部，这些阿尔巴尼亚老兵往往保持较小而相对紧密的编组，而不是完全分散编入当地阿拉伯部队。他们此前在巴尔干山地战和反游击作战中积累的经验，使他们在巴勒斯坦北部和加利利的崎岖地形中格外有用。阿拉伯解放军在那里对犹太阵地发动了多次进攻，其中包括米什马尔哈埃梅克周边的战斗。

另一个核心人物是贾费尔·德瓦（Xhafer Deva），他是纳粹扶植的阿尔巴尼亚政府内政部长，也是“科索沃团”（Kosovo Regiment）背后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该团成员大部分被转入“斯坎德培”师。德瓦在招募工作以及针对科索沃塞族平民的恐怖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波什尼亚克人一样，许多阿尔巴尼亚老兵在1948年之后继续走军人之路。一些人留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融入当地武装力量，并传授他们在党卫军时期和1948年战争中获得的战术。

这段历史揭示出一条清晰的延续性脉络：来自巴尔干的前党卫军士兵——无论是波什尼亚克人还是阿尔巴尼亚人——曾经在万字符和弯刀旗下作战，仅仅3年之后便重新出现在巴勒斯坦的战场上，这一次是打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对抗新建立的以色列国。

80年后，“弯刀”师、尤其是“斯坎德培”师的遗产依然高度敏感。在普里什蒂纳，这体现在重新诠释贾费尔·德瓦等争议人物的种种尝试上——最突出的是一再有倡议要修缮其故居并将其推广为文化场所，尽管遭到德国、欧盟和犹太组织的强烈国际批评。曾经被明确定性为通敌和战争罪行的东西，如今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可供当代身份政治灵活取用的素材——被淡化、被语境化，或被悄然抬升为抵抗与自治的民族叙事的一部分。

在萨拉热窝和普里什蒂纳，选择性记忆把沉重的战时遗产转化为象征资源。最成问题的部分被轻描淡写或重新包装：通敌者变成了“祖国的捍卫者”“共产主义的受害者”，或者干脆消隐于一种便利的半遗忘之中。其结果并非彻底的名誉恢复，而是一种悄无声息的相对化，使这些穆斯林党卫军部队得以——哪怕只是间接地——充当当代波什尼亚克人和阿尔巴尼亚人身份工程中半被承认的支柱。

武克·达姆尼亚诺维奇（Vuk Damnjanović）是常驻贝尔格莱德的政治学者、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他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博士候选人，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他的研究和影片聚焦于记忆、文化与历史修正主义。

尾注

1 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1944年3月1日广播讲话，转引自 Jeffrey Herf, Nazi Propaganda for the Arab World（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该处注明原始文献为 Weekly Review of Foreign Broadcast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no. 118 (March 1, 1944), “Near and Middle East,” 美国国家档案馆，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Record Group 165,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MID), Regional File, 1922–1944, Palestine, Entry 77, Box 2719, Folder 2930。

2 Mohammed Amin al-Husseini, Islam i židovstvo（克罗地亚萨格勒布：Hrvatski tiskarski zavod，1943年）。

3 Husein Đozo, “Zadača SS-vojnika,” Handžar，第7期（1943年），转引自 George Lepre, Himmler’s Bosnian Division: The Waffen-SS Handschar Division 1943–1945（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1997年），第73页。

4 Yisrael Gutman 编，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第2卷（Macmillan / Yad Vashem，1990年），第706–707页。

5 参见原始文献 Karl-Gustav Sauberzweig, “Richtlinien zur Befreiung Bosniens”〔波斯尼亚解放纲领〕，1944年4月17日，转引自 Lepre, Himmler’s Bosnian Division，第156–157页。

6 党卫军“弯刀”第13师第28团团长、后任该师师部参谋军官马蒂亚斯·弗拉尼奥（Mathias Franjo）1945年的证词，转引自 Lepre, Himmler’s Bosnian Division。

7 Israel Baer, “Bosnian S.S. in Syrian Forces,” Palestine Post，1947年12月19日。

8 Seth J. Frantzman 与 Jovan Ćulibrk, “Strange Bedfellows: The Bosnians and Yugoslav Volunteers in the 1948 War in Israel/Palestine,” Istorija 20. veka 第27卷第1期（2009年）：195。

9 “Mixed Guerrilla,” Palestine Post，1948年4月14日。

10 Claire Neikind, “Arabs Need Balkan Soldiers,” Palestine Post，1948年3月2日。

11 “Mixed Guerril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