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夫林实地报告:评估库尔德流离失所者返乡前景
叙利亚西北部的财产归还、安全状况与少数族群权利,共同决定返乡能否成真。
要点
- 实地考察、访谈与开源研究表明,阿夫林既不像过渡政府支持者所说的那样理想,也不像一些SDF支持者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片无法无天之地。
- 库尔德人确实正在返回或探访阿夫林,他们在公开场合讲库尔德语、举办婚礼、按自己意愿穿着打扮,且似乎并不担心遭到当局骚扰。
- 就侵犯财产权行为进行问责似乎不太可能实现,而被指控在阿夫林实施侵害的SNA团体主要人物如今在新军中身居要职。
Aymenn Jawad Al-Tamimi是独立的阿拉伯语译者、编辑和分析人士。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并在斯旺西大学(Swansea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研究历史叙事在“伊斯兰国”宣传中的作用。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圣战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他还为此建立了一个该组织内部文件的档案库。他还出版了对拉丁文著作《Historia Arabum》的阿拉伯文译本与研究,这是现存最早聚焦阿拉伯与伊斯兰历史的西方书籍。凭借其见解,他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法新社等众多媒体引用。

阿夫林地区与库尔德人口
本报告受中东论坛委托,作为一项实地调研任务完成,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的阿夫林(Afrin)地区进行了深入考察。该地区以战前直至2018年库尔德人占多数而闻名;2018年,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橄榄枝”行动框架下发起攻势并控制该地区,大量库尔德人口在此期间流离失所。本报告基于对阿夫林地区叙利亚政府官员的访谈、在该地区的实地行程以及其他来源,聚焦阿萨德政权垮台之后的局势,尤其是原先流离失所的库尔德人口返乡的前景。报告还分析了阿夫林地区规模较小的雅兹迪少数群体的处境。
阿夫林地区背景
阿夫林地区位于阿勒颇省西北角,与土耳其接壤。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内部边界大致以东面的阿扎兹(Azaz)镇、东南面的努卜勒(Nubl)[i] 镇以及西南面的阿特梅(Atmeh)镇为界。地区的主要中心是位于其中部的阿夫林市。尽管阿夫林市本身的历史相对较短(其发展始于叙利亚法国委任统治时期),但普遍认为该地区的库尔德人口为原住民,并且很可能构成该地区人口的多数。战前,阿夫林地区也有定居的阿拉伯少数人口,其渊源可追溯至更早时期来自叙利亚东北部贾齐拉(Jazira)地区(即幼发拉底河以东)的迁徙。[ii]
随着叙利亚陷入内战,阿萨德政权从一开始就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缺乏足够有效的人力来维持对更偏远、主要为农村地区的控制。因此,自2012年起,该政权在全国部分地区进行战术性撤退,尤其是在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的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这些撤退留下的真空主要由与库尔德工人党(PKK)有关联、由库尔德人主导的民主联盟党(PYD)填补。民主联盟党通过自己的武装分支——人民保护部队(YPG)[iii]——实施安全控制,并建立了自身一整套行政体系,即所谓“自治管理局”,将阿夫林地区划为一个“自治行政区”(canton)。
与战争早期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相比,民主联盟党的治理体系具备某些优势。民主联盟党总体上并未对政权奉行积极敌对政策,而主要着眼于控制政权已撤出的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这意味着民主联盟党控制区通常能免于政权对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和攻势。此外,民主联盟党的体系实际上意味着单一派别对大片连片领土的支配;而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往往呈现多派别共治,因此更为混乱。因此,在阿夫林自治行政区存在期间,相对于阿勒颇省其他地区,它被视为一个相对安全、和平的区域。[iv] 与此同时,民主联盟党体系也因推行征兵制度、威权式任人唯亲,以及在发展项目上几乎毫无进展而受到批评。[v]
从反对阿萨德政权的武装起义力量和政治反对派的角度看,民主联盟党因被视为政权的所谓合作者而备受怀疑。此外,其自治管理局计划也常被谴责为试图分裂叙利亚;与之相对,武装起义力量和反对派更倾向于在单一中央权威之下实现叙利亚统一。就阿夫林地区而言,对民主联盟党的疑虑还因阿夫林自治行政区在2012-2016年间充当被围困的亲政权什叶派城镇努卜勒和扎哈拉(al-Zahara’)的生命线而加深,因为这两座城镇的居民得以从阿夫林自治行政区获得食品供应和其他物资。[vi] 此外,2016年初,随着政权及其外国盟友试图包围阿勒颇市反对派控制区,并为此向阿勒颇市以北推进时,以“叙利亚民主力量”(SDF,这一名号本身由美国领导的联盟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中设计)[vii] 名义行动的人民保护部队于2016年2月从反政府武装手中夺取了泰勒里法特(Tel Refaat)镇及周边其他地点,导致当地大部分人口流离失所。这一行动很可能发生在这样一种预期之下:人民保护部队认为阿勒颇北部乡村的反政府武装将会崩溃,从而希望最终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连成一片。
这一希望并未实现,因为土耳其于2016年8月底在“幼发拉底之盾”行动框架下介入阿勒颇北部乡村,部署军队并为多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团体提供军事支持。这些团体随后被整编为一个名为“叙利亚国民军”(SNA)的派别联盟,主要分为3个军团。各组成团体与土耳其军方和情报机构之间的互信程度各不相同。
尽管“幼发拉底之盾”的直接目标是伊斯兰国——后者当时控制着阿勒颇北部乡村的大部分地区,位置在阿勒颇市以北一小块反政府武装飞地以东——土耳其很可能也意在阻止以阿夫林为基地的人民保护部队进一步扩张,因其与库尔德工人党的联系而将其视为安全威胁。正是同样将人民保护部队视为安全威胁的认知,促使土耳其与叙利亚国民军盟友策划“橄榄枝”行动,并于2018年初入侵阿夫林地区,将人民保护部队驱逐出境。该攻势是在俄罗斯从阿夫林撤走其象征性存在、从而事实上默许该行动之后发起的;此前,这一象征性存在对行动形成了威慑。面对火力与人力上的压倒性劣势,人民保护部队在阿夫林的防线迅速崩溃,残部逃往阿勒颇市的库尔德人社区(人民保护部队在那里也有存在)以及泰勒里法特地区。[viii]
该行动引发当地库尔德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他们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担心遭到土耳其军队和反政府武装的虐待,于是逃往阿勒颇的政权与人民保护部队控制区,以及叙利亚其他地区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区。随后,叙利亚国民军各团体趁机利用这一流离失所,没收了流离失所库尔德人大量不动产,包括住宅、商铺和农业用地。许多从叙利亚其他地区流离失所的逊尼派阿拉伯人——例如2018年春被政权夺取的大马士革东古塔地区的居民——入住了流离失所库尔德人的房产,造成事实上的人口结构变化。
此外,土耳其军队在阿夫林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ix] 这些基地中有一些的址点至今仍在,但土耳其军队通常驻留在基地内,并不通过设立检查站等职能扮演占领军角色。2018-2024年间土耳其影响力的迹象更为显眼,体现在土耳其国旗与“自由叙利亚”旗帜并列展示,以及土耳其语与阿拉伯语的双语使用(例如当时地方委员会竖立的广告牌,用以表达对土耳其支持地方委员会及其项目的感谢)。[x] 在阿夫林市,一些商铺的卷帘门上涂有土耳其国旗,这与前政权控制区许多商铺涂上前政权旗帜、以示表面忠诚的做法有几分相似。[xi]
政权垮台后被没收财产的归还
叙利亚国民军各派别大规模侵犯财产权,绝非只是叙利亚民主力量/人民保护部队支持者提出的指控,而是可由两项观察印证。首先,在阿夫林地区行走时,可以看到一些房产上留有叙利亚国民军派别的涂鸦标记,这表明他们曾在某个时点没收过这些房产。[xii]
其次,阿萨德政权垮台后出现的过渡政府已经设立向流离失所者归还被没收财产的机制。倘若财产权侵害在阿夫林地区并非一个重大问题,这些机制也就不会被设立起来。
过渡政府采取这些举措的一个关键动机,是其对叙利亚中央集权权力体系的构想。在政权垮台之前,阿夫林地区属于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飞地,在行政上与由沙姆解放组织(HTS)及其“救国政府”(SG)控制的伊德利卜及周边地区相区隔;正是后者主导了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攻势。过渡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由沙姆解放组织和救国政府人物担任,[xiii] 因而力图将先前相互分隔的各飞地纳入一套统一的行政体系。此外,过渡政府还试图反驳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主张,即只有去中心化的联邦制(这将意味着中央政府承认叙利亚民主力量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自治体系)才能保障叙利亚族裔与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与代表性。因此,中央政府显然有意推动流离失所库尔德人返乡,并试图表明他们在阿夫林的权利受到保护。[xiv]
在行政层面,阿夫林地区出现明显变化:该地区原先彼此大体独立的各个地方委员会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面向阿夫林地区的中央管理机构(“阿夫林地区行政管理局”),该机构对阿勒颇省省长负责。[xv] 阿夫林地区随后被划分为若干区级管理处,向地区中央行政管理局负责。这一行政变动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政权垮台前救国政府控制区的做法:当时许多地方委员会被撤销,改由覆盖多个地点的市政办公室接管。
各管理处负责监督财产归还。具体而言,据阿夫林和金迪雷斯(Jindiris)管理处负责人介绍,[xvi] 任何希望收回自身财产的流离失所者必须完成以下步骤:首先,本人须让证明所有权的文件由该区获批的律师进行核验。核验通常可在当地穆赫塔尔(mukhtar,协助在与当局打交道时认证文件的村或社区地方人士)和当地证人的帮助下完成。若文件经律师核验通过,本人随后须将文件提交至该区管理处下设的“经济委员会”[xvii] 办公室。该“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再将案件转交阿夫林地区中央经济委员会作最终核验。[xviii] 按照这一官方叙述,申请人只要能提供充分的所有权证明,即可收回财产。
当我询问这样一种情形会如何处理——被没收的房产由一个因原住所被毁而无法返回的流离失所家庭占用——时,阿夫林行政管理局负责人称,要么会设法促成该流离失所家庭与原业主之间达成某种协议(例如租赁合同),要么会在营地为该流离失所家庭提供替代住所。[xix]
同样地,金迪雷斯区负责人表示,一些原业主更愿意与住在其房屋中的人签订租赁合同;不过,经与阿夫林地区行政管理局协调,已预留3,000套公寓(主要由非政府组织为应对2023年地震而建造),用于安置那些可能必须被迁出但无法找到替代住所的人。[xx] 他还表示,行政管理局在归还被没收财产时不作区别对待:例如,曾在阿夫林自治行政区“自治管理局”任职的人,不应被禁止收回财产。[xxi] 唯一所谓的例外,是被认定为持武器对抗国家者——在实践中,即把叙利亚民主力量武装的现役成员排除在收回财产之外。
亲政府媒体和消息来源宣传了一些所谓归还被没收财产的案例,并就此给出了一些统计数据。[xxii] 例如,亲政府消息来源在11月声称,阿夫林约有5,000所房屋已在占用者迁离后归还原业主。[xxiii] 此外,据称有超过500,000棵橄榄树(阿夫林地区正以橄榄树闻名)已归还原主。[xxiv]
批评者——尤其是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人士——断言,“经济委员会”机制意在使武装团体没收财产的行为合法化,而财产归还机制带有任意性。例如,亲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评论人士在9月初分享了一段视频,内容是一名流亡土耳其的金迪雷斯人,他称自己多次申诉要求归还被哈马流离失所者占用的住宅,但均未成功。[xxv] 金迪雷斯地区负责人似乎就此事作出回应,称该片段具有误导性:他拍摄视频时所站立的那栋房屋实际上并不属于他,而管理处正着手恢复另一处他能够证明所有权的房产。[xxvi]
库尔德人在阿夫林的存在
有关被没收财产归还的精确统计数字难以核实,但通过观察和访谈仍可判断库尔德人是否确实正在返回阿夫林。从这些证据线索得出的印象是,确有库尔德人返回阿夫林、或至少以探访形式到访的现象,而这在政权垮台前并不存在。例如,在阿夫林市内以及更大范围的地区,如今在街头和商铺中更容易看到库尔德人。[xxvii] 当地库尔德女性,尤其是年轻一代,往往因不戴头巾、穿着西式服装而格外显眼;这与阿夫林原有的阿拉伯人口以及较晚到来的阿拉伯境内流离失所者形成对比,后者通常以更保守的着装和佩戴头巾为常态。[xxviii] 我并未感到这些女性会因为穿着不同于更保守的邻居而担心遭到骚扰。同样,在与金迪雷斯地区负责人会面期间,与会者明确表示,戴不戴头巾属于个人选择,政府不予干涉。
此外,在当地的库尔德人会在公共场合自如使用库尔德语,我从未感觉到他们害怕讲库尔德语。阿夫林地区也能看到一些用库尔德语(库尔曼吉语,拉丁字母)书写的店铺招牌和告示。在金迪雷斯区,与该区负责人会面后,我得以走访一处正在举行热闹库尔德婚礼的礼堂,以及附近一家出售酒类饮品的餐馆。两处的人都没有声称因播放音乐或售酒等原因受到当局骚扰,也不认为自己庆祝库尔德身份与文化的自由受到压制。
不过在这一背景下,仍有必要就学校教授库尔德语的问题作一些观察。阿夫林确实对库尔德语教学作出一定安排,但显然无意将其作为主要授课语言,而是把它当作一门外语来对待。[xxix] 当地一些库尔德人出于现实考量,未必反对这一做法。例如,金迪雷斯(Jindiris)一位库尔德商人作了对比: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KRG),库尔德语已成为主要授课语言,结果是KRG内懂阿拉伯语的库尔德人越来越少,使他们难以在KRG之外或更广阔地区就业。[xxx] 当然,一些更希望库尔德语在教育中发挥更核心作用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支持者,会反对阿夫林的这种安排。
关于返回阿夫林的流离失所库尔德人比例,各方估算不一。由于区间跨度极大,很难判断其真实性。例如,阿夫林一位库尔德居民称,返乡比例在30%至40%之间。[xxxi] 相反,一名常驻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区、并领导一个阿夫林流离失所库尔德人组织的人士则把返乡者比例定为60%,并称其家人也已返回阿夫林。[xxxii]
即便如此,他仍声称过渡政府并未积极采取措施将财产归还原主:“因为阿夫林、阿扎兹、巴卜、贾拉布鲁斯和曼比季都处于土耳其的监护之下:掌权的是阿姆沙特(Amshat)[xxxiii]、哈姆扎特(Hamzat)[xxxiv] 和苏丹穆拉德,而总安全局(Amn Aam)[xxxv] 目前的作用很弱。”但当被问及,若果真如此,为何自政权垮台以来阿夫林60%的流离失所者仍能返乡时,他澄清道:“政权垮台之前,阿夫林的局势非常非常糟糕,但政权垮台之后出现了一些变化,然而压迫依然存在。”[xxxvi] 在他看来,阻碍阿夫林更多流离失所库尔德人返乡的因素之一,是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NA)派系影响仍在:“问题在于,与土耳其有关联的那些派系全都还在那里。如果单由总安全局控制阿夫林,你会发现99%的人都已经回去了。”[xxxvii] 与此同时,阿夫林地区行政负责人则把部分责任归咎于SDF以及把SDF描绘为库尔德人“保护者”的库尔德媒体。他例如断言,在访问卡米什利期间,SDF不让他会见来自阿夫林的流离失所者,以讨论他们如何返乡。[xxxviii] 不过,他确实提供了一些库尔德人返回阿夫林地区的统计数据,称有14,000个家庭返回并收回其财产,但又返回到阿勒颇市和哈塞克等其他地区;另有12,000个家庭返回并留下。[xxxix]
撇开安全因素不谈,吸引部分库尔德人返回阿夫林地区的一个可能诱因,是当地公共服务状况或许优于前政权和/或SDF控制的地区。例如,阿夫林市本身有许多道路已翻修、改造,与在阿扎兹镇所见情形相似。此外,阿夫林市已接入更大的土耳其电力网络,相比前政权控制区和SDF控制区,居民用电更便宜且更充足。市政委员会还推动了污水管网的翻修与改善,并新建医疗设施。[xl] 在一次采访中,阿夫林地区行政负责人提到这些成果,并让我对照考虑:SDF和政权在将泰勒里法特改造成一个军事区、并使其基本失去原有居民方面做了什么。[xli]
阿夫林的叙利亚国民军派系?“过渡时期司法”的问题
亲SDF报告所称阿夫林存在SNA派系,这一认识准确吗?可以肯定的是,在政权垮台之前,这些派系在阿夫林地区的存在及其影响力确实非常明显。在与金迪雷斯区行政负责人的一次会面中,一位库尔德受访者指出,“橄榄枝”时期(2018-2024)的一个问题在于,该地区被不同派系分割,检查站数量众多。[xlii] 他举例称,从金迪雷斯前往谢赫哈迪德时,要经过22个检查站。
相比之下,我在阿夫林地区行走时,一个鲜明的观感是,与这些派系存在相关的标识被清除的数量之多。例如,在通往迈丹基湖的一条路线上,我看到了一个曾由苏丹穆拉德师[xliii] 运营的检查站遗迹,该检查站在政权垮台后被拆除。更普遍地说,阿夫林地区的检查站数量已大幅减少。我本人没有观察到任何明显由SNA派系成员把守的检查站。相反,这些检查站的看守者似乎要么属于总安全局(Amn Aam)[xliv],要么是过渡政府军队人员;与叙利亚其他地区类似,他们往往对车辆只做极少盘问甚至不盘问就予以放行。与此相应,在阿夫林镇内,仍可见到一些SNA派系存在的残余痕迹。
例如,我在阿夫林看到一座位于小环岛的纪念碑,献给叙利亚库尔德反对派政治人物梅沙尔·塔莫(Meshaal Tammo,2011年遇刺,在反对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中颇受欢迎),由SNA派系“东部军”(Jaysh al-Sharqiya)所立。[xlv] 但许多其他公开展示物——例如颂扬SNA派系“烈士”的海报——已被清除。此前提到检查站众多问题的那位库尔德受访者也指出,在谢赫哈迪德,派系海报及类似公开展示物的清除情况亦是如此。[xlvi]
这些努力并非仅仅是为打动外部观察者的宣传动作,而是符合过渡政府试图终结由叛乱滋生的派系主义、并将各武装团体整合进新军队与安全机构的意愿。这种整合努力与政权垮台前SNA的现实形成对照:当时各派系被赋予师、旅番号,却并未失去其派系身份;这与许多被整合进人民动员委员会(Hashd Commission)的伊拉克民兵派系从未褪去其派系身份如出一辙。在阿夫林地区,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新军师级编制是第80师,现由艾哈迈德·里兹克(Ahmad Rizq)[xlvii] 领导,包含来自努尔丁·赞吉运动(Harakat Nur al-Din al-Zinki)、撒马尔罕旅(Liwa Samarqand)、北方旅(Liwa al-Shamal)、沙姆军团(Faylaq al-Sham)和穆塔西姆师(Mutasim Division)[xlviii] 的混合人员:换言之,主要是SNA团体以及“沙姆解放组织”(HTS)的次要伙伴。相较之下,“阿姆沙特”大体被并入第62师,该师由阿布·阿姆沙(Abu Amsha)指挥,主要在哈马省活动;而“哈姆扎特”主要被并入第76师。“东部自由人”(Ahrar al-Sharqiya,意为“东部地区的自由人”)是另一支因在阿夫林及在其他地区针对库尔德人实施侵害而恶名昭著的派系,[xlix] 已被并入第86师(由东部自由人领导人统领),并主要部署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代尔祖尔东部地区,包括边境城镇阿布卡迈勒。
但派系名称的褪去、以及各团体并入新的军队师级编制,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旧派系内一些个人和指挥官——如今在新军师级编制名义下运作——仍在阿夫林占有被没收的房地产,并以缺乏替代住所、自我牟利以及庇护网络等理由拒绝将这些资产交还原主。[l]
金迪雷斯区行政负责人指出,如今已正式解散的SNA派系成员仍在“军事营房”中,但他否认他们在干预平民生活方面发挥任何作用,或SNA派系作为实体仍然存在。[li] 他也承认,最初军人占据被没收住宅、以及对SNA派系的恐惧,确实曾阻止原业主寻求收回财产。[lii] 不过他表示,区经济委员会一直与国防部的一个委员会协调,以识别已解散派系人员所使用的土地与房产资产,并明确其中哪些应纳入国防部监管;但无论如何,任何能证明其对某处房产拥有所有权的人,仍将从经济委员会处取回该房产,而不论占用者是谁。[liii] 前述那位提到派系检查站问题的库尔德受访者在同一次会面中称,SNA派系所谓的“战利品”(即其没收的库尔德企业及其他财产资产)已移交给经济委员会。[liv]
从更宏观层面看,归还被没收房地产的问题引出了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的“过渡时期司法”与问责议题:在阿夫林侵犯财产权的实施者是否会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如果这些实施者除被要求或被迫归还被没收财产之外,还确有可能面临法律后果,那么这或许能让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阿夫林居民感到安心,认为该地区并非只是落入武装帮派统治之下,从而形成返乡激励。
然而,鉴于新政府决定将重点放在内战期间阿萨德政权所犯罪行上,并担心激怒其民众支持基础,这种问责似乎并不会出现。当我询问这方面的问责前景时,阿夫林行政负责人承认我触及一个重要问题,但解释称,如果要对叙利亚发生的每一项侵害都追责,那么几乎不会有人是清白的。[lv] 当然,出于证据不足、实施者下落不明等原因,要确保对每一项侵害都实现完全问责,确实困难,甚至可能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一些来自阿夫林的流离失所者看到,被指控在阿夫林实施侵害的SNA团体领军人物不仅不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在新军中身居高位时,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仍会担忧这些团体是否在阿夫林掌握影响力,即便这种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已与现实脱节。
关于雅兹迪少数族群的说明
尽管雅兹迪人主要与伊拉克、以及“伊斯兰国”对当地社群企图实施的种族灭绝联系在一起,但阿夫林地区也有一个规模不大的雅兹迪少数族群。基巴尔(Qibar)村是雅兹迪人口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但据社群长者阿布·斯泰夫(Abu Stayf)称,村内人口中只有约一半是雅兹迪人。[lvi] 其余人口主要由本地区的逊尼派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构成,也包括从叙利亚其他地区流离失所而来的阿拉伯人,其中包含一些来自穆塔西姆师和拉赫曼军团(Faylaq al-Rahman)等派系的成员(后者原本以东古塔为基地,但其成员于2018年被迁往北部)。尽管派系身份已在形式上褪去,且阿布·斯泰夫表示他本人总体上受到SNA派系的尊重,但其中一些武装团体成员仍居住在被没收的房屋内,原业主要求其搬离,他们却拒绝照办。[lvii] 在另一些情况下,有人离开被没收房屋时带走了大门、房门等房屋部件。尽管存在向地方当局申诉以索回财产的机制,阿布·斯泰夫仍指出,村内雅兹迪人对正式提出投诉心存恐惧。
阿布·斯泰夫还提到,社群遭遇过一些来自穆斯林的骚扰,这些人试图促使雅兹迪人改宗伊斯兰教;在阿萨德政权垮台之前(即2018-2024年期间),传教者(很可能是萨拉菲派)曾4次接触他,政权垮台后又有1次。此外,一些雅兹迪人的墓地与圣祠遭到破坏。更广泛而言,阿布·斯泰夫并不认为雅兹迪社群在当地拥有长期未来,因为他们是一个只能在社群内部通婚的小少数群体,面临骚扰与安全问题,并且在其他地方(例如在欧洲流亡)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与生活前景。
结论与建议
一种结合实地工作、访谈与开源研究的方法显示,阿夫林的现实既不像过渡政府部分支持者所说的那样理想,也并非如SDF一些支持者所描绘的那般:原住民尽失、无法无天。相反,阿夫林局势为政策制定者与过渡政府开展建设性但审慎的接触提供了基础,并可在过渡政府所宣示的意愿之上推进:打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国家,致力于确立法治与秩序,并消除武装团体的派系主义。
在当前阶段,期待过渡政府将阿夫林地区移交给SDF,或期待阿夫林在不久的将来以某种方式成为自身的自治区域,并不现实;但仍有更多工作可用于推动阿夫林原住民返乡:
鼓励地区行政当局调查并透明披露那些已公开的案例,即阿夫林财产原业主被拒绝归还财产的情况。
- 强调在没收财产问题上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例如,若发现叙利亚新军人员仍占据住宅并拒绝交还原业主,应明确告知其将面临罚款等法律后果。
- 鼓励过渡政府拓宽“过渡时期司法”的概念,将对2018-2024年期间SNA各团体任何领军人物所犯过往侵害行为的调查纳入其中,并考虑举行类似目前就沿海屠杀公开宣传的那种公开审判。这种问责很可能进一步让来自阿夫林的流离失所者确信,该地区并非只是一个混乱无序、无法无天的地方。
- 鼓励过渡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保护雅兹迪少数族群,例如加大调查与起诉力度,以应对骚扰雅兹迪人以及亵渎雅兹迪人场所的行为。
注释
[i] 值得注意的是,努卜勒以西有几个库尔德村庄(布尔吉卡斯和杜格凯比尔),在政权垮台前由政权控制。
[ii] 2025年11月,在阿夫林行政大楼与一位阿夫林阿拉伯居民的交谈。
[iii] 还应指出的是,在战争早期,“库尔德阵线”(Jabhat al-Akrad)曾充当人民保护部队(YPG)的“库尔德自由军”外围组织,实际上起到与在阿勒颇活动的起义武装联络的作用。库尔德阵线后来成为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创始组成部分”之一。
[iv] 2025年10月,在金迪雷斯与该区行政负责人及多位民间社会人士的会面。
[v] 同上。
[vi]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人民保护部队(YPG)曾向防守努布勒(Nubl)和扎赫拉(al-Zahara’)的部队提供武器或弹药;这些部队与政权军队、伊朗和真主党有关联。
[viii] 为遏制土耳其支持的叛乱武装进一步推进,并基于当时土俄就冻结政权与叛乱武装之间前线所形成的总体谅解,政权也向泰勒里法特(Tel Refaat)地区部署了兵力。因此,该地区实际上处于人民保护部队与政权的共同控制之下,尽管泰勒里法特居民声称人民保护部队是当地的主要力量。2025年7月对当地居民的访谈。
[ix] 其中一处位于阿夫林市中心。我还在沙兰(Sharran)村(位于迈丹基湖东南)观察到另一处基地。
[x] 总体而言,自政权垮台以来,土耳其在阿勒颇北部乡村地区的存在有所收缩,这大体符合土耳其支持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叙利亚中央政府这一主张。当然,这并不排除土耳其通过其他渠道施加影响,例如对叙利亚经济的投资、向新的叙利亚军队提供武器、在新叙利亚军队内部承担训练与顾问角色,以及前叙利亚国民军(SNA)人员在阿夫林地区充当土耳其情报机构的线人。
[xi] 2025年11月赴阿夫林市行程中的观察。
[xii] 例如,我观察到有财产标注“萨菲拉烈士旅”(该部战斗人员来自阿勒颇省萨菲拉地区),其隶属于苏丹穆拉德师——这是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主要派别之一。
[xiii] 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沙姆解放组织(HTS)领导人艾哈迈德·沙雷出任总统。其他值得注意的案例包括:穆尔哈夫·阿布·卡斯拉出任国防部长,阿纳斯·哈塔卜出任内政部长,穆兹哈尔·韦斯出任司法部长。
[xiv] 例如,政府及其支持者还强调,在2025年10月举行的人民议会(叙利亚议会)选举中,有3名来自阿夫林的库尔德人当选,但他们是由一个规模很小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的。
[xv] 截至本文撰写之时,阿勒颇省省长为阿扎姆·加里卜(Azzam al-Gharib),他此前曾任叙利亚国民军派别“沙姆阵线”(al-Jabha al-Shamiya)的领导人。
[xvi] 阿夫林地区行政当局负责人为马苏德·巴塔尔(Masoud Batal),一名原籍卡米什利的库尔德人。他解释称,自己此前在伊德利卜的萨尔马达地区与救国政府(SG)共事,并一直反对民主联盟党(PYD)。2025年11月访谈。金迪雷斯行政区负责人是一名原籍阿扎兹地区的阿拉伯人(2025年10月访谈)。他也是沙姆解放组织的盟友。
[xvii] 亦称“权利恢复委员会”。
[xviii] 这一程序已在阿夫林地区行政当局于2025年9月18日发布的第6号通告中正式制度化。
[xix] 2025年11月访谈。
[xx] 2025年10月访谈。
[xxi] 同上。
[xxii] 例如,与当地行政当局有关联的“阿夫林媒体中心”于2025年10月11日发布视频称,当天在阿夫林谢赫哈迪德区向原业主归还了1万多棵橄榄树。该视频展示了向“经济委员会/权利恢复委员会”申诉的示范流程。
[xxiii] 2025年11月访谈。
[xxiv] 同上。
[xxv] “阿夫林现在”(Afrin Now)于2025年9月1日发布的视频。
[xxvi] 2025年10月访谈。
[xxvii] 当然,也有一些库尔德人从未离开阿夫林,而是留了下来。在叙利亚国民军各派别统治下的负面经历,似乎使他们不愿开口。例如,阿夫林市一家餐馆老板拒绝接受采访,称自己曾因公开发声而被叙利亚国民军各派关押。他还说,自己曾在2004年镇压库尔德人起义期间被政权逮捕。2025年11月交谈。
[xxviii] 2025年8月至11月赴阿夫林市、金迪雷斯、纳比胡里和迈丹基行程中的观察。
[xxix] 2025年10月对金迪雷斯行政区负责人及民间社会人士的访谈与会面。
[xxx] 同上。
[xxxi] 2025年11月交谈。
[xxxii] 2025年11月访谈。
[xxxiii] 这是对叙利亚国民军派别“苏莱曼沙阿师”的常用绰号,以其广为人知的领导人阿布·阿姆沙命名。
[xxxiv] 这是对叙利亚国民军派别“哈姆扎师”的常用绰号。
[xxxv] “公共安全”——指过渡政府隶属于内政部的内部安全部队。
[xxxvi] 2025年11月访谈。
[xxxvii] 同上。
[xxxviii] 2025年11月访谈。
[xxxix] 同上。
[xl][xl] 赴阿夫林市行程中的观察,以及阿夫林市议会/市政当局向作者提供的文件。
[xli] 2025年11月访谈。
[xlii] 2025年10月访谈。
[xliii] 2025年8月前往迈丹基湖途中的观察。
[xliv] 还应指出,金迪雷斯行政区负责人称,已有库尔德人被吸纳进入阿夫林的公共安全部队(Amn Aam)。2025年10月访谈。不过,我在走访阿夫林地区期间,并未遇到或观察到任何明显为库尔德人的公共安全部队人员。
[xlv] “东部地区军”——顾名思义,其人员主要来自叙利亚东部。
[xlvi] 2025年10月访谈。
[xlvii] 他领导的是重组后的“努尔丁·赞吉运动”;该组织原先在陶菲克·希哈卜丁领导下,已于2019年被沙姆解放组织逐出阿勒颇西部乡村地区。
[xlviii] 2025年8月与一名来自阿扎兹的媒体活动人士交谈。
[xlix] 尤其是,该组织被指控于2019年10月暗杀库尔德政治人物海夫林·哈拉夫(Hevrin Khalaf)(事发于土耳其与叙利亚国民军各派别在拉卡省和哈塞克省北部针对叙利亚民主力量发动的“和平之泉”行动期间)。该组织因此受到美国制裁。
[l] 例如,2025年10月,一些社交媒体帖文称,第76师一名指挥官在乌皮拉村(阿夫林布尔布尔区)阻止当地返乡者采收橄榄,只允许其麾下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者采收。
[li] 2025年10月访谈。
[lii] 同上。
[liii] 同上。
[liv] 同上。
[lv] 2025年11月访谈。
[lvi] 2025年11月访谈。
[lvii]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