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权更迭或致伊拉克分裂

2026年10月20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表示，他已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讨论过推翻伊朗政权一事。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垮台，可能会发生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德黑兰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更迭，若民兵武装、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以及什叶派圣陵城市纳杰夫的宗教建制力量合流，意在维持什叶派对政府的控制或支持建立一个分离主义的南部实体，就可能触发伊拉克危机。

警讯已经出现。2025年3月4日，与真主党旅（Kata’ib Hezbollah）有关联的胡古格（Hoquq）集团成员侯赛因·穆尼斯（Hussein Mounis）提出，若什叶派在巴格达失去权力，9个什叶派占多数的省份应当独立。正如前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所指出的，这样的分治将把石油财富留在什叶派手中。他们的言论让2005年有关设立什叶派南部地区的提议再度浮出水面，只不过将通过宪法联邦制而非脱离实现。

依照2003年美国入侵后固化下来的惯例，什叶派掌握总理职位，逊尼派阿拉伯人出任议长，库尔德人担任总统，尽管宪法并未规定这样的分配。2006年伊拉克研究小组（Iraq Study Group）的报告指出，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鼓励什叶派在伊拉克境内保持政治团结。

2014年，“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西北部大片地区，促使西斯塔尼颁布教令动员什叶派，萨德尔组建“和平旅”，伊朗支持的各派别也随之介入。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共同应对了针对巴格达和什叶派圣陵城市的威胁。

2019年的抗议运动带来了另一种挑战。在西斯塔尼的代表警告政治主导权可能旁落其他族群之后，宗教建制力量迫使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Adil Abdul Mahdi）辞职。与萨德尔有关联的“蓝帽子”袭击了抗议者；据联合国的报告，目击者称2020年2月纳杰夫的7起死亡事件系萨德尔相关枪手所为。各民兵武装也动用了致命武力。巴德尔军团领导人哈迪·阿米里（Hadi al-Amiri）赞扬各派别对抗他所称的“十月煽乱”并维护了政治秩序，但未承认存在杀戮。政府倒台了，但什叶派对总理职位的掌控得以延续。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各政治派别和商业网络的支持，帮助维系了这一秩序。德黑兰政权垮台并不会抹去伊拉克的权力结构：纳杰夫仍将保有宗教影响力，萨德尔仍将统领追随者，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仍将拥有武器、数亿美元资金和制度性筹码。对失去总理职位的担忧可能促使对手之间展开合作。

另一种选择是收缩至拥有油田、港口、边境口岸以及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圣陵城市的南部地区。掌控上述一切带来的收入，足以在没有德黑兰支持的情况下支撑民兵武装的自治。

伊朗政权的垮台还可能促使中国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支持伊拉克南部由民兵武装主导的实体，尤其是在北京需要为其与伊朗的伙伴关系寻找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中国在伊拉克油田的利益，可能构成确保另一条影响力渠道、保障石油供应不中断的经济动因。中国的支持可以提供经济和政治后盾，增强南部地区的存续能力，并使伊拉克潜在的分裂变成华盛顿与北京角力的舞台。

对海湾阿拉伯君主国而言，一个武装化的南部飞地可能形同胡塞武装式的挑战——只不过位于波斯湾北岸。

这种可能性暴露出美国特使汤姆·巴拉克（Tom Barrack）与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所推行路径中的战略盲点。华盛顿同意将民兵武器纳入国家控制的最后期限延长至2027年6月30日，倾向于谈判和逐步整合。但这一谅解对那些拒绝国务院框架、转而在伊朗垮台后寻求南部自治的派别，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这些组织将武器视为政治和军事生存的保障。10月21日，努贾巴运动（Harakat al-Nujaba）拒绝解除武装和参与政治进程。此前的分离主义表态显示，若巴格达的权力平衡发生变化，某些派别正在考虑领土上的替代方案。

期限延长也给了各派别巩固资金网络、强化政治据点和重新布局的时间。与民兵武装有关联的人物身居政府高位，而其组织仍保有独立的武装能力。华盛顿有可能在实现真正解除武装之前就先行赋予其合法性。

因此，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Ali al-Zaidi）面对的不只是解除武装的难题。把战斗人员纳入国家机构，并不能消除各自独立的指挥系统、资金来源和效忠对象。防止领土碎片化，需要保护石油设施和省级机构不被武装势力攫取。

伊朗政权的垮台可能为伊拉克提供一个瓦解民兵权力、超越2003年以来沿袭的教派惯例的机会。但拖延可能促使民兵武装克服彼此的对立，重启南部地区计划，以保住他们的武器和政治主导地位。核心较量将迅速演变为：伊拉克能否在伊朗危机把解除武装变成一场关于国家边界的争夺之前，确立国家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