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撤出后,土耳其情报机构加紧巩固在索马里政坛影响力
土耳其否认干预索马里内政,但许多政治派别并不信任其调解人角色。
Siyad Madey是常驻内罗毕的律师兼政策分析师,在东非和非洲之角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拥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他此前曾在肯尼亚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 of Kenya)任职超过15年。

2026年10月31日,联合国应摩加迪沙方面要求关闭其驻索马里政治特派团,结束了长达30年的政治参与。其人道主义机构和后勤支持办公室仍将保留,但曾协助调解宪法争端与选举的特派团已不复存在。数日之内,乌干达开始撤军,华盛顿则准备终止对非洲联盟维和部队的后勤支持。
相比之下,土耳其已将其军事存在延长至2028年。其授权范围涵盖包括海盗活动和非法捕捞在内的安全威胁。土耳其还于2026年4月在Curad-1启动海上钻探。土耳其情报机构正协助调解一场围绕索马里政府合法性的争端,而安卡拉的利益系于这一政府。
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Hassan Sheikh Mohamud)最初的4年任期已于5月15日届满。将总统和议会任期延长至5年的宪法修正案,使其政府得以主张再延长1年。反对派则不接受将这些修正案适用于现任者。选举委员会已将议会选举定于2027年4月15日举行,总统选举则在一个月后举行。邦特兰、朱巴兰和索马里未来委员会(Somali Future Council)均拒绝接受这一单方面时间表。索马里有了选举日期,却对适用规则并无共识。
随着对抗蔓延至摩加迪沙街头,土耳其介入了这场争端。据索马里媒体报道,6月,一个由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副局长率领的代表团抵达,推动各方谈判。随后,土耳其官员与西方外交官一道推动重启谈判。邦特兰和朱巴兰拒绝参与土耳其斡旋的谈判框架。安卡拉已不再只是训练联邦部队;其情报官员正试图就指挥这些部队的政府之宪法权威问题促成解决方案。
这未必会令土耳其失去调解者资格。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此前也曾促成过有益协议。但问题在于:一个向索马里联邦部队提供武器的政府,其情报机构能否解决一场关于这些部队总司令权威的争端?反对派对安卡拉立场偏向的担忧与日俱增。土耳其否认干预索马里政治,但许多派别不信任土耳其担任调解者。反对派要求更广泛的国际调解,但在联合国特派团关闭之时,尚无任何机制接替其政治角色。
马哈茂德已邀请其对手于2026年11月14日至18日在摩加迪沙举行会谈。发出邀请固然可取,但一位任期受到地区邦质疑的总统,不能指望按其条件推进的谈判就能解决谁有权制定选举规则的问题。
非洲联盟驻索马里支持与稳定特派团的授权将于2026年12月31日到期,目前尚无接替安排。华盛顿未必需要反对土耳其介入,但应当反对在缺乏对立各方信任的机制的情况下,让任何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充当索马里的外部裁判。
即将展开的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提供了一个契机。尽管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似乎对非洲兴趣不大,但这个人口第二多、资源丰富的大陆至关重要。华盛顿可以不耗费有限资源就轻易施加影响、塑造结果。与其另设一个庞大的特派团,国务院不如在征得索马里相关各方同意的前提下,探讨为现任联合国非洲之角问题特使设定明确的索马里斡旋角色。美国及欧洲伙伴应推动各方就选举规则达成一致,并坚持任何维和后勤支持的缩减都必须以可信的安全过渡为前提。
索马里有权实现本国政治的自主掌控。但当一个国际政治特派团撤离、一个有利害关系的外国情报机构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调解者时,主权并不会因此得到加强。华盛顿可能在交出对政治和解进程影响力的同时,仍需为其安全后果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