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和平协议会否步前车之鉴而瓦解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认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介入加沙和伊朗事务，并声称终结了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延续千年的争端”，尽管印巴分治至今还不到80年。他还宣称促成了卢旺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和平。然而在加沙，哈马斯仍拒绝解除武装。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同样拒绝解除武装。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维持不到10天，而刚果总统费利克斯·齐塞克迪（Félix Tshisekedi）似乎更有兴趣把本国主权卖给中国，以换取违宪的第三个任期，而不是遵守对特朗普作出的承诺，并约束那些令该地区稳定骤然失控的恐怖组织。

如今看来，特朗普斡旋和平的“最大成果”——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协议——正濒临崩溃。2025年8月8日，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了阿塞拜疆领导人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和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Nikol Pashinyan）。两位领导人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声称终结长达数十年的战事。“我们终于成功实现了和平，”特朗普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承诺永远停止一切战斗，开放商贸、旅行和外交关系，并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停火之后，特朗普挪用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走廊”方案，将其改称为“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Trump Ro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TRIPP），即一条由美国管理的交通走廊，穿越亚美尼亚，把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飞地纳希切万与阿塞拜疆本土连接起来。

特朗普政府对这条走廊的构想从一开始就有两点缺陷。其一，如果土耳其和阿塞拜疆解除对亚美尼亚的封锁，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走廊。其二，阿塞拜疆与伊朗合作是出于选择而非必要；2022年，它就开通了一条穿越伊朗领土的走廊。

帕希尼扬坚持推进与阿塞拜疆的和平协议，辩称鉴于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中获胜，亚美尼亚别无选择；但他的批评者始终对阿利耶夫的诚意心存疑虑。阿塞拜疆的要求与亚美尼亚的让步成正比不断加码，并且越来越走向荒唐。早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之前，阿拉拉特山就是亚美尼亚的象征，天气晴朗时，它构成埃里温的背景；然而阿利耶夫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要求——帕希尼扬也同意——从亚美尼亚的象征体系中抹去阿拉拉特山，因为它如今位于土耳其境内。

阿利耶夫发出的信号是：尽管帕希尼扬一再妥协，和解并不在阿塞拜疆的议程之上。2026年10月2日，阿利耶夫在其政党的代表大会上宣称：“亚美尼亚的前领导人确实是战争罪犯，应当受到惩罚，但正是亚美尼亚现任当局向我们提出领土要求，用不当且不文明的言论侮辱了阿塞拜疆人民的尊严。总之，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历届政府在斡旋和平上遭遇的最大障碍，是白宫和国务院未能理解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外交官往往从“所有冲突都源自现实层面的不满”的想法中获得安慰；在这种设定下缔造和平，就需要找到让步与交换的“魔法公式”。然而当意识形态主导决策时，经济改善不再构成达成协议的动机。当意识形态牵涉宗教时，国务院尤其盲目。由于美国政教分离，太多外交官把宗教视作碰不得的高压线。另一些人虽认识到信仰的重要性，却因为在乔治城大学这类允许卡塔尔捐款影响课程设置的高校受训，而内化了一套被“净化”过的理解。

对历史的无知同样重要。当外交官每两三年就在不同事务之间轮换时，他们最终会忽视争端的起源或过往的承诺。自阿利耶夫上台以来，已有9位不同的美国大使驻节巴库，这还不算各位临时代办，其中一些人的任期之长不亚于正式大使。

结果是，在拜登和特朗普两届政府中负责南高加索事务的人，既不理解冲突的根源，也无法区分真实的暴行——例如巴库的排犹式屠杀——与大体属于捏造的暴行，比如所谓的霍贾雷种族灭绝。他们同样误解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核心的宪法问题。

然而，阿利耶夫的表态说明，和平并非他的目标。如同已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阿利耶夫会利用谈判榨取让步，然后干脆离席而去，继续其目标：消灭一个他永远无法接受其存在的实体。的确，当特朗普把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和平举为“交易的艺术”的范例时，阿利耶夫却在把亚美尼亚称作“西阿塞拜疆”的说辞上变本加厉，这表明阿利耶夫并不把特朗普视为盟友，而是视为一个可以任其摆布的傻子。

如果特朗普拒绝承认他促成的和平正岌岌可危，如果帕希尼扬继续像一个赌徒那样执政，以为再押一注就能洗刷外交上的连败，那么这两位领导人真正的遗产，将是见证基督教在亚美尼亚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