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辛贾尔协议将解除民兵武装，还是为其洗白

2026年辛贾尔协议可能重蹈2020年版本失败的覆辙：当年的协议未能将武装组织整合进国家体制。此次协议提出将4,165名辛贾尔抵抗部队（Sinjar Resistance Units）战斗人员整编进入伊拉克联邦安全体系，并将库尔德工人党（PKK）干部撤往坎迪尔山区，但并未解决究竟由谁控制辛贾尔。相反，它将政府机构与非国家武装网络之间的妥协制度化，可能反而保留巴格达声称要加以约束的那些结构。

辛贾尔抵抗部队成立于2007年，旨在保护雅兹迪社群，随后与库尔德工人党建立密切联系，并成为土耳其反对的目标。2014年“伊斯兰国”入侵期间，佩什梅加（Peshmerga）撤离，该组织的地位随之发生变化。2015年协助将辛贾尔从“伊斯兰国”手中解放后，辛贾尔抵抗部队成为当地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此后，尽管伊拉克联邦部队于2017年恢复部署，辛贾尔抵抗部队仍维持其军事化存在，并最终在2022年与伊拉克军队爆发冲突。

不同于2020年巴格达与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达成的辛贾尔协议，当时由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议员代表雅兹迪人并将辛贾尔抵抗部队排除在外；2026年协议则纳入辛贾尔抵抗部队及雅兹迪事业联盟（Yazidi Cause Alliance）代表，同时将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与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排除在外。埃尔比勒认为这违反伊拉克宪法框架第140条，该条将辛贾尔界定为争议领土，从而使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与巴格达形成对立。

巴格达试图通过任命辛贾尔第三位市长来行使权威，但尼尼微省省长在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施压影响下拒绝批准该任命，导致行政运转陷入瘫痪。结果是，辛贾尔如今被三套相互竞争的市长主张所困，表明来自巴格达的行政命令无法压过地区层面的否决权。与此同时，这种瘫痪制造出权力真空，使非国家网络得以维持其在安全与地方治理上的杠杆。

2020年辛贾尔协议的失败，并非仅仅源于巴格达与埃尔比勒之间的分歧；它折射出彼此重叠的竞争性武装组织、政治利益与经济安排，而伊拉克政府无力将其拆解。

多年来，辛贾尔抵抗部队控制的边境通道与地道网络，一直为伊朗各民兵组织向叙利亚、继而向黎巴嫩输送武器提供后勤路线。地区形势变化——尤其是阿萨德政权垮台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解散——通过限制伊朗在叙利亚的走廊改变了战略格局；但基层运作的走私网络依然完好无损。2026年协议对这些非法收入来源分毫未动，也未就将控制权移交巴格达作出安排。

这一缺失反映出巴格达事实上默认：要求辛贾尔抵抗部队放弃其经济利益，可能会使谈判破裂。通过将辛贾尔抵抗部队人员编入地方警察、军队及人民动员部队（PMF）建制，巴格达只是把民兵成员转入联邦薪资体系，却并未拆解维系其影响力的商业网络。其结果未必是解除武装，而更像是以国家薪酬补贴其既有自治，使战斗人员得以维持平行指挥体系及与外部支持者的关系，并在政治环境变化时抵制联邦权威。

如果总理顾问阿拉·塔拉巴尼（Ala Talabani）所称属实，即美国特使迫使各方达成辛贾尔协议，那么此类承诺会随着美国战略优先事项的变化而瓦解。对华盛顿而言，将2026年辛贾尔协议视为民兵整合的蓝图，是对伊拉克国家权力运作机制的误判。若整合未能建立作战指挥权、拆除非法金融网络或形成全国共识，就无法提升国家能力。相反，它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法律掩护与联邦财政收入，同时让战略走廊继续敞开、任由利用。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对被整合部队建立了作战指挥权，但它提出一个问题：巴格达能否掌控那些已被正式纳入其安全机构的部队的忠诚、资源与作战决策。

衡量2026年协议的关键，在于巴格达能否公布辛贾尔抵抗部队整合的法律条款，落实具备作战问责的直接指挥与控制，并阻止外部行为体——包括亲伊朗民兵、土耳其部队和库尔德工人党残余——利用当地基础设施。若缺乏这种执行力，该协议不过是把军阀主义装进国家制服。武装力量将利用“正式整合”掩护其非正式自治，伊朗代理人会在国家认可的部队建制内深化关系，而围绕辛贾尔战略走廊的争夺，也将在“服从”表象之下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