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特还能继续绕开青年赋权吗

科威特是一个年轻国家，大多数公民年龄在35岁以下。科威特在青年教育上投入数十亿美元。科威特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与数字世界高度连接，活跃于创业、职业网络、志愿服务和公共讨论，具备塑造国家未来的能力与抱负。然而，他们对政治机构、经济优先事项和高层任命的影响力依然有限。真正的挑战不只是让年轻人为领导岗位做好准备，而是建立能让他们行使领导力的制度。

科威特大学的学生选举规则对学业资格作出规定，并要求竞选场地、活动和宣传材料事先获得批准。2024年9月，该校根据公立大学理事会（Council of Public Universities）的指示，在收到有关违规行为的投诉后，宣布暂停所有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选举。该理事会要求学生转而参与科学、体育、社会和文化活动。尽管这些活动有助于培养能力，却无法替代选举、竞选、结盟和问责所带来的历练。从历史上看，学生选举为科威特年轻人提供了辩论政治思潮、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并表达诉求的机会。暂停选举，收窄了一条通向政治参与的道路。

数字平台为科威特年轻人提供了讨论住房、就业、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论坛，但当这类批评触及国家所解读为过于敏感的法律边界时，网络参与可能带来法律风险。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助长自我审查，令年轻人不愿质疑决策、组织集体行动或要求问责，从而削弱公民参与以及对制度的信任。

政治参与还取决于能否接触到人脉网络、信息、资源和决策者。根基深厚的政治家族、商业利益集团、社会关系和行政层级，能够提供指导和职业机会。正式政党的缺位以及单一不可转让投票制，助长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竞选方式。但缺乏这类既有网络的年轻专业人士，往往面临结构性劣势。

财力上的不平等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劣势。竞选需要资源来建立选民基础、动员选民，并与既有网络竞争。富裕家族、部落网络和凝聚力强的政治集团能够集中资源，其动员支持的效率远胜于出身较贫寒的独立候选人。2024年现任议员的高连任率，进一步说明既有的政治和财务优势如何自我复制。问题在于政治资源的获取不平等，这使参与成为财富和关系的特权，而非新思想、能力与公众支持之间的较量。近期关于科威特的学术研究指出，社会阶层是政治参与的主要决定因素，并强调有必要设定支出上限、提高竞选财务透明度、加强选举监督。

科威特拥有众多青年发展机构，包括Loyac、INJAZ Kuwait和科威特青年委员会（Kuwait Youth Council），致力于推动创业、领导力和就业能力。尽管这些努力提供了宝贵基础，年轻人仍需要对政策制定发挥实质性影响。2024年5月10日，科威特解散国民议会并中止了若干宪法条款。政府辩称，这些措施对于解决制度失灵、维护国家利益是必要的。这一理由或许成立，但对年轻人而言，这减少了通过选举代表影响立法的正式机会。对科威特年轻女性来说，挑战还包括在男性主导的政治网络、文化期待和制度壁垒中周旋。青年参与面临的这类障碍，可能削弱包容性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1991年美国主导的科威特解放行动，确立了一种建立在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的伙伴关系。然而，在如今目睹伊朗对科威特石油、供水和机场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科威特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的科威特年轻人当中，这种情感联结可能正在淡化。这要求华盛顿将接触范围扩展到科威特精英以及高层政治、安全对话对象之外。美国必须通过更多大学交流项目、技术合作、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创业项目和职业网络，创造与年轻人接触的机会。

对科威特而言，当前冲突凸显其地缘战略与地缘经济上的脆弱性，以及“受限中立”的局限。前路指向一种更可持续的路径：包括可衡量的改革、更顺畅的“学校到职场”衔接，以及让年轻专业人士得以塑造并评估公共政策的正式机制，从而在国家抱负与代际期待之间取得平衡。科威特的年轻人需要“在决策桌上有一席之地”。问题不在于科威特年轻人能否领导，而在于一个由庇护关系和盘根错节的网络所塑造的政治体制，是否会腾出空间与他们分享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