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伊斯兰主义政策下一步走向何方

2001年10月，美国主导的入侵阿富汗行动打响时，世贸中心遗址的火焰仍在燃烧。对一个南亚恐怖国家的入侵，以及其后长达20年的漫长战事，本应促使美国决策者正视南亚伊斯兰主义这一议题。然而，作为塔利班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迪欧班德主义（Deobandism），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不为美国所知。至少在阿富汗这一点上，美国从未真正弄清自己在与谁作战。

因此，国内问题进一步恶化。美国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努力来遏制来自巴基斯坦的迪欧班德派神学院毕业生流入，其中一些人还利用了美国的宗教签证项目。迪欧班德派跨国镇压行动的代理方，以及与恐怖活动有关联的迪欧班德派传教运动，通过501(c)非营利机构体系在美国开展业务。全美各地的伊斯兰教法金融放贷机构任命顶级迪欧班德派学者来主持其运作。更近些时候，一个以芝加哥为基地的迪欧班德派人员与机构网络与塔利班政权合作并为其张目。

迪欧班德派并非美国境内唯一未被追踪的南亚伊斯兰主义力量。达瓦特-伊斯兰运动（Dawat-e-Islami）、圣训派（Ahl e-Hadith）、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伊斯兰组织（Tanzeem-e-Islami）、贾法里运动（Tehreek-e-Jafaria）、克什米尔伊斯兰主义者等，都通过美国的非营利机构基础设施运作，筹集数亿美元，并使新一代又一代美国穆斯林走向激进化。美国本土新出现的伊玛目群体中，大多数毕业于南亚伊斯兰主义网络在美国本土新设的经学院和神学院。

决策者与记者一直错误地认为，伊斯兰主义问题主要是中东问题。因此，9/11袭击之后，联邦层面的注意力集中在中东的萨拉菲圣战分子（如基地组织）、伊朗政权的代理力量（如真主党），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其思想家通过暴力与非暴力两种手段开展活动。

这一看法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当联邦官员把注意力聚焦在少数几个伊斯兰主义网络上时，其他网络则在缺乏审视的环境中壮大。9/11袭击过去25年，美国的领导人、思想者和警察仍未能识别并反制伊斯兰主义信仰的全部光谱。

第二，即便是联邦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等“守法伊斯兰主义者”威胁的关注也转瞬即逝。到2009年，联邦政府进一步收窄视野，停止起诉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网络，认为守法的伊斯兰主义可以在打击萨拉菲圣战主义的斗争中充当盟友。一些曾处于调查之下的团体，后来甚至获得了公共资金与合作。

如今，伊斯兰主义在全美各地穆斯林社区中扩张，几乎未遭挑战。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正在凋敝的西欧社会即可看出，美国当局有必要重新思考自身做法。联邦政府应采纳以下原则。

第一，华盛顿必须理解并宣示这一威胁。通过对每一个伊斯兰主义网络进行命名和绘制图谱，公共机构可以识别其机构、人员、资金与活动。承认威胁也会带来采取行动的可能。将伊斯兰主义划分为不同网络，也为政府提供了可供调查、断供资金并提起起诉的目标。

不过，这只有在政府真正硬起来的前提下才奏效。第二，美国政府必须动用既有的法定工具并执法。自2008年以来，除非涉及真主党、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联邦政府似乎一直不愿起诉国内伊斯兰主义恐怖融资行动。即便是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也没有引发任何明显行动来关闭在全美公开运作的各类亲哈马斯慈善机构。

在全国范围内，501(c)人道主义援助慈善机构公开充当外国极端组织和被指定恐怖组织的代理方或合作伙伴。比如，作为南亚伊斯兰主义运动伊斯兰大会党一个分支运作的Helping Hand for Relief and Development，在2017年与被美国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巴基斯坦团体Lashkar-e-Taiba合作。联邦政府不仅视而不见，后来还把纳税人的钱拨给了这家慈善机构。

伊朗家庭似乎在违反制裁法律的同时，通过501(c)体系为激进事业提供资金。卡塔尔和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网络公开运作，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而先知封印运动（Khatme Nubuwwat）和达瓦特-伊斯兰运动等从事反亵渎暴力的暴力极端分子，则依托一张精心布设的清真寺与学校网络，通过501(c)体系筹集数百万美元。政府有大量事项可供调查与起诉。

第三，联邦政府应重新考虑建立一套能够运转的反激进化项目，以指导切断伊斯兰主义网络资金来源并削弱其能力的努力。此前失败的尝试——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打造“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项目的努力——基于社会科学家的一个预设，即意识形态并不驱动意识形态暴力。正如欧洲各国政府如今已经意识到的那样，非暴力伊斯兰主义网络对学校、神学院、清真寺和慈善机构的控制，会带来暴力伊斯兰主义的后果。

25年过去，修补这一问题的手段已十分清楚。然而，政治意愿依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