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眼下必须作出的几项抉择

胡塞武装闪电攻势夺取摩卡港及附近的丕林岛后，也门局势的尘埃已然落定。胡塞武装仍盘踞原地不动。沙特阿拉伯随后对摩卡机场的轰炸，从长远看价值有限。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议向沙特出售F-35联合攻击战斗机，或许在象征层面显示团结，但从交付到培训都需要时间，在下一个十年之前都难以对作战环境产生影响。

责任在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身上。他把决策权集中于一身，这往往有利，但有时也会带来负面效果。正如“沙特2030愿景”和社会变革应归功于他一样，王国在外交、对外政策和军事选择上的责任也同样落在他身上。的确，金融界和风险咨询界中那些分析更多依赖事实、而非外交客套或取悦利雅得决策者愿望的人，如今开始以一个没有本·萨勒曼的沙特阿拉伯来思考问题，而在一个月前他们还不会这样想。沙特经济能够承受霍尔木兹海峡或曼德海峡其中之一被封锁，但承受不起两者同时被封锁，尤其是在王国的经济转型本就建立在赤字开支之上的情况下。

要解决胡塞武装问题、并更好地保障沙特阿拉伯的长期增长，本·萨勒曼可以有哪些不同做法？

首先，他必须结束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那种自我挫败的竞争。竞争有良性之分，也有失能之别，而眼下利雅得与阿布扎比之间的互动属于后者。阿布扎比也应负部分责任，但阿联酋人有理由对本·萨勒曼在境外容忍穆斯林兄弟会的做法心生不满并加以抵制。苏丹内战中没有天使，即便是快速支援部队的盟友也承认，其领导人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Mohamed Hamdan Dagalo，人称“赫梅提”）是个问题。尽管如此，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对胡塞武装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双重容忍，对红海安全以及沙特阿拉伯自身安全都具有长期影响。苏丹内战也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利雅得与阿布扎比关系的失能：十年前分别与沙特和阿联酋分遣队并肩在也门作战的苏丹军官，如今在苏丹相互对峙。

在利比亚和索马里，本·萨勒曼的政策同样存在反噬风险。本·萨勒曼或许认为利比亚过于遥远、无关紧要，但他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德贝巴（Abdul Hamid Dbeibah）的支持具有破坏性。如果本·萨勒曼要选边站队，就应确保所选阵营的领导人称职。德贝巴不仅腐败到无可救药，还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伊斯兰主义民兵提供庇护，其中许多人把麦加和麦地那视为最终奖赏。确实，尽管本·萨勒曼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共同反感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与控制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立场，但本·萨勒曼不应自欺欺人：埃尔多安同样想控制麦加和麦地那。沙特领导人的合法性来自其作为“两圣寺监护人”的身份，而本·萨勒曼所纵容的那些领导人，追求的正是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推动两座城市圣地的国际化。

沙特阿拉伯在索马里同样出牌不佳。利雅得站在摩加迪沙一边，主要是因为它对哈尔格萨与阿布扎比、以及近来与耶路撒冷的联系心怀不满。这体现了沙特阿拉伯的双重失败主义。首先，本·萨勒曼对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憎恶，使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土耳其走到一起，而这两国设想中的索马里，其外交政策和对激进主义的容忍度将与沙特阿拉伯的安全相冲突。其次，本·萨勒曼对索马里兰的敌意反而显示出他的软弱，因为这表明他不相信自己能在竞争中胜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既然土耳其可以在摩加迪沙设立大使馆，同时在哈尔格萨另设领事馆，沙特阿拉伯没有理由不能照做。许多索马里兰人仍对阿布扎比的推诿搪塞感到沮丧；更具前瞻性的沙特领导层会开展积极竞争，努力促使索马里兰走向更紧密的伙伴关系。现实而言，利雅得或许希望索马里兰自行消失，但一个已独立运作35年的地区不可能凭空消失，无论是否获得承认。

然而，也门才是沙特失败的最大来源。在摩卡带来的震惊之后，本·萨勒曼必须摆脱那些唯唯诺诺的应声虫和谄媚者，他们把也门现实遮蔽在他视线之外。本·萨勒曼不应把阿联酋在该国的影响力视为零和博弈的一部分，而应理解并向自己的将领追问：为何阿联酋人看起来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做得更好。原因有二：第一，是“零缺陷”政策的弊端。如果沙特军官因担心被追责而不敢报告问题，那么问题只会累积而非解决。本·萨勒曼必须改变军队文化，让发现问题得到奖励，而不是让掩盖问题成为常态。第二，本·萨勒曼应明白，部落接触是阿布扎比取得成功的关键。至少在也门南部，利雅得在部落工作的拙劣程度，与华盛顿当年在伊拉克处理部落关系时的失误如出一辙。利雅得的指令式做法会适得其反。讽刺的是，鉴于沙特阿拉伯自身的部落治理传统，利雅得必须记住，没有什么能替代在一杯杯茶、咖啡或卡特草中缓慢建立的关系，以及持续不断的磋商与安抚。

正如在利比亚和苏丹一样，本·萨勒曼在对待穆斯林兄弟会的问题上也必须保持一致。如果他在沙特阿拉伯境内将其视为恐怖组织，那么在境外也应如此。以犬儒方式讨好圣战分子，让他们得以在沙特阿拉伯边界之外推进其议程，不仅无视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和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等人曾做出同样交易的历史，也会使他成为恐怖主义的支持者。

伊斯拉赫党（Islah）——也门的穆斯林兄弟会附属组织——永远不可能成为沙特阿拉伯可信赖的伙伴。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会接受沙特的慷慨，但他们不会犹豫对王国倒戈一击，或与王国的敌人另行达成交易。伊斯拉赫成员阿姆贾德·哈立德（Amjad Khalid）的案例正体现了这种欺骗，因为他同时帮助了胡塞武装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本·萨勒曼还应重新审视他对所谓分离主义的一概反对，尤其是在索马里兰和南也门问题上。首先，当这两个地区都有远为悠久的独立与自治历史时，“分离主义”可能本就是错误用词。埃及与叙利亚合并成立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失败后，两国的再次出现并不代表分离主义。沙特阿拉伯也不认为卡塔尔脱离巴林属于分离主义——尽管与索马里兰和南也门相比，这反而是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与索马里兰类似，一个自治或独立的南也门未必反沙特；它倒向反利雅得，不过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沙特阿拉伯当前的选择是：面对一个扩张主义的胡塞酋长国，或与南也门和索马里兰结盟，帮助利雅得遏制、击退，甚至或许消灭胡塞武装。

最后，如果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想挺过这场危机，他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华盛顿特区的外交策略糟糕透顶。班达尔·本·苏丹·阿勒沙特亲王只需快速拨号，便能经营从罗纳德·里根到乔治·W·布什等总统的关系、同时无视华盛顿其他人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女儿里马·宾特·班达尔·阿勒沙特公主尽管熟悉华盛顿，却没有同样的人脉，也无法以同样方式运作；然而她与沙特外交官对那些他们买不动的人，往往数年才接触一次。

相反，本·萨勒曼和里马公主回到旧策略：花钱雇用顾问和网络水军去惩罚批评者，而不是去说服他们。政策会演变并发生转向——卡塔尔如今更像伙伴而非对手——但一旦烧毁桥梁，就难以修复。当沙特网络水军指控任何批评者都在拿外国工资时，他们让沙特政府显得可笑，因为这种人身攻击表明他们无法就事论事地辩论，而这种投射也暴露了沙特阿拉伯自身惯用的拉拢手段：以现金而非原则为基础。

今天，沙特阿拉伯正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结盟以强化自身安全；同时也在美国与中国之间保持平衡以分散风险。这无可厚非。但本·萨勒曼应当明白，沙特阿拉伯安全的真正关键在利雅得，也在于他所推行的策略。胡塞武装夺取摩卡和丕林是一场本可避免的灾难。本·萨勒曼应当追问自己究竟哪里做错，才导致这场危机。如果他拒绝这样做，只会令错误不断叠加，或许直到无可挽回。那不仅将成为依赖本·萨勒曼改革的新一代沙特人的悲剧，也将成为美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