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称父亲缺位助长圣战主义
愤怒的年轻男性更容易被激进意识形态吸引。
Matt Graver是一名专门报道伊斯兰主义问题的澳大利亚记者。

2015年1月7日,谢里夫·库阿希(Chérif Kouachi)和赛义德·库阿希(Saïd Kouachi)手持自动步枪闯入巴黎《查理周刊》办公地。他们在袭击中杀害12人,其中包括法国一些最知名的漫画家。遇难者中,有人的工作就是为一份讽刺报纸绘画、写作和编辑。
在这对兄弟成为圣战杀手的多年前,他们的父亲就已去世。根据一份依据法国法院文件撰写的记述,他们在十几岁时失去了父亲。母亲无力照料他们,把他们送进一所公立寄宿学校。此后她也去世了。
CNN报道称,这两兄弟被“法里德·本耶图(Farid Benyettou)所吸引,他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核心人物,在当地被称为‘斯大林格勒清真寺’的阿达瓦清真寺(Adda'wa)里指导过许多年轻且被边缘化的青年”。
这对兄弟并非孤例。在2024年的一项研究中,澳大利亚恐怖主义研究者谢恩·萨特利(Shane Satterley)汇集了86个案例(涉及90人),这些恐怖分子的成长背景中都存在父亲缺位。27个案例(30%)涉及父亲去世。其中6例还涉及父母离异。另有一项针对11起引人注目的西方恐怖袭击的单独考察发现,其中6起的作案者存在某种形式的父亲缺位,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他们人生经历中反复出现的这一特征,值得更深入的调查。
“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涉及两对兄弟,两对都经历过父亲去世,”萨特利写道。他在参与2015年巴黎袭击的兄弟身上发现了类似情形。“相比之下,波士顿马拉松袭击的兄弟俩并未经历父亲去世,但确实面对过父亲的缺位,据报道他因入狱而在美国境内外进进出出。”
关于伊斯兰主义激进化的严肃讨论,理所当然会聚焦于意识形态。被招募者相信什么?是谁教给他们的?哪些领袖、网络和文本说服他们认为暴力是正当的?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然而,我们也知道,长期以来的研究已将父亲缺位与犯罪行为风险上升联系在一起。只是,它在圣战激进化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却远未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
2024年发表于《New Male Studies》的一篇论文考察父亲缺位,并提出一些初步证据,显示在一个人走向政治/宗教暴力之前,家庭内部似乎就存在某些可疑之处。《断裂的纽带:父亲缺席与走向暴力极端主义之路》(Broken Bonds: Father Absenteeism and the Path to Violent Extremism)汇集了关于家庭关系的研究以及大量恐怖分子传记资料。论文探讨父亲去世、父母分居和亲子疏离是否可能促成,甚至在实际上推动一个人走向恐怖暴力的激进化。
这一论点值得关注,但前提是要被正确理解。研究并未暗示没有父亲的孩子注定走向暴力。它追问的是,失去一段居于核心位置的重要关系,是否会在某些情况下让人转而寻找极端主义运动所提供的权威、指引与归属感——库阿希兄弟正是如此。恐怖主义研究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而父亲缺位作为可能导致涉入恐怖主义的因素,却几乎没有得到持续、系统的探究,这一点令人惊讶。
家中缺失的权威
为解释这种可能的关联,萨特利借助社会认同理论(考察人们如何通过群体归属来理解自身)以及紧张理论(考察不利经历与压力如何可能导致破坏性反应)。
“父亲形象的缺失可能加剧紧张感和疏离感,促使个体转而寻求替代性的权威与归属来源,例如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他写道。
对于在家庭不稳定中挣扎的人而言,武装组织的吸引力可能非常个人化。这里似乎有人在乎他。他们提供指引、期待,以及在那些声称理解其怨愤的人中间的一席之地。一个在外人看来危险的组织,在他最初的感受中可能反而是秩序的来源。
论文讨论的相关文献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实质内容。对前极端分子的研究描述了,这些组织如何为受困于艰难童年经历的人提供支持与结构。论文援引刘易斯(Lewis)及其同事的一项综述,解释规则的可得性与情感支持何以会吸引那些早年环境中缺乏这些要素的年轻人。
这些发现提示,招募过程既应被视为一次意识形态的接触,也应被视为一种关系。圣战组织可能提供一个替代性的父亲形象;更进一步,它还提供一套权威、秩序、边界和自律的框架,而被招募者往往会把这与父亲式的教导联系在一起。
阿瑟·杰弗里伊斯兰研究中心(Arthur Jeffer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Islam)高级研究员马克·杜里(Mark Durie)认为,父亲的榜样也能让年轻男性有理由拒绝暴力。
“能让男性远离暴力的因素之一,是对自己家庭福祉的承担。一个年轻男子的父亲在照料家庭方面树立的正面榜样,有助于潜在的圣战招募对象效法其父,为了孩子而投身于和平而非战争,”杜里说。
“这种人的天然倾向,还可以被那些将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褒扬为宗教义务的圣训所强化。此外,父亲在年轻人生命中的缺席会生出被遗弃和被拒斥的感受,这些感受可能助长攻击性,使年轻人更容易被激进分子用来号召新人投身圣战的受害者叙事和复仇叙事所俘获,”他说。
传记证据
萨特利报告了86个恐怖分子案例研究,涉及90名成长背景中存在某种形式父亲缺位的个体。有些案例涵盖数人,尤其是兄弟。该集合以圣战分子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与其他形式恐怖主义相关的个体,从而使这一假设性关联可以在伊斯兰主义圣战之外加以考察。
萨特利所汇集材料的价值,在于展示父亲缺位在所选传记中出现的频率之高,且横跨不同国家和不同恐怖事件。这些案例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但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基础,以便进一步检视父亲的丧失或疏离是否在这些个体走向恐怖主义的路径中发挥作用。尽管在其他若干引人注目的袭击中,家庭背景信息并不完整,这一模式仍然浮现,从而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种模式是否还会延伸得更远。
意识形态依然重要
对于关注西方伊斯兰主义的人而言,更有价值的问题在于,伊斯兰主义组织可能如何利用这种脆弱性。一个寻求指引的人,遇到了一场自称拥有宗教权威的运动;一个渴望被接纳的人,则被给予兄弟情谊。个人的失落(甚至可能并未被意识到)被纳入关于集体屈辱与斗争的叙事之中加以解释。
按照这种解释,组织的理念依然关键。它们为被招募者提供对自身处境的解释,并规定他应当如何行动。情感依附会让这些规定更具说服力,尤其当对组织的忠诚与新获得的自我价值感绑定在一起时。这是对通往恐怖暴力的一条路径所提出的解释。它并不取代对教义、招募网络和个人选择等其他因素的审视,但应当为这些研究增加一个追问:这个男孩、少年、青年或成年男子,是否获得了只有通过父职才能实现的那种心理发展,从而指引他如何在世界上自处?
家庭动态
萨特利承认,父亲缺位应置于更广泛的家庭动态讨论之中。家中有双亲并不保证有关爱、稳定或指引(尽管研究表明,这通常是孩子一生中巨大的优势)。论文讨论的研究也显示,为何家庭影响不能被自动视为保护性因素。齐赫(Zych)与纳塞斯库(Nasaescu)对33项研究所作的一篇系统综述,将家庭冲突、极端主义亲属以及“父母对其他文化的不信任”与更高的激进化风险联系起来。不过,家庭责任感也属于与较低风险相关的因素之一。
这一区分很重要。近期事件已清楚表明,一名圣战分子父亲可能如何鼓励子女参与其中。每一起相关事件及其关系都需要深入检视,而不是从家庭构成作出推断。论文也承认,许多恐怖分子生活中确实有父亲,而且即便双亲俱在,也可能产生被拒斥的感受。
萨特利的研究仍属探索性质。它没有对照组,无法证实父亲缺位会导致激进化,也无法计算与之相关的额外风险。死亡、离异与疏离亦属不同经历,其发生时点与后果需要更细致的调查。
这些限定条件意味着,一项有价值的研究议程仍然存在。比较研究和纵向研究可以考察哪些家庭经历确实重要,它们如何与招募关系相互作用,以及什么因素有助于个体抵御极端主义影响。
论文提出,更牢固的家庭关系、正向的师长引导、社会心理援助和可靠的支持网络,可能构成保护性措施。“政策制定者应当在反恐工作中考虑家庭动态的作用,”萨特利写道,“并优先推动那些针对与激进化相关的家庭脆弱性的举措。”其案例汇编并未检验这些干预手段。尽管如此,它提供了一个理由,使人们在针对极端主义宣传和组织的措施之外,也去研究这些干预的作用。
如果该论文的发现确实可以被重复验证,那么要有效应对恐怖主义招募,就需要一套有力而精细的解释,说明为何失去父亲或缺乏父爱的男孩与男性会转向圣战主义。目前,我们似乎还远谈不上拥有这样的解释。无需过度揣测也能注意到,兄弟情谊的许诺与天父指引的许诺,可能对父子联结薄弱的人具有吸引力。对于一个感到漂泊无依、失范迷惘的人而言,这也许正是这套信息中最先传入耳中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