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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r

重新审视伊拉克的哈吉·哈米德网络

伊朗并未放弃伊拉克民兵组织,而是在保护它们

Ali Almrayatee 曾在“伊拉克自由行动”期间担任美军战地口译员。此后,他出任伊拉克议会高级安全顾问,参与了2016年营救美国人质的行动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并曾作为反恐情报资产为美国政府机构工作。他还在伊拉克和土耳其担任外交官,重点关注国际安全、极端主义、混合战争与地缘政治事务。

It wa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late Qassem Soleimani, from 1998, that 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s Quds Force turned revolutionary and proxy warfare into a key tool of power projection for Tehran. Above: Soleimani’s funeral after he was killed by an American drone strike; Tehran, Jan. 7, 2020.
自1998年起,在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领导下,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把革命输出与代理人战争变成德黑兰投射权力的关键工具。图为2020年1月苏莱曼尼被美军无人机炸死后的葬礼。 · Shutterstock

Middle East Forum Observer于2026年9月30日刊发的一篇分析认为,哈吉·哈米德网络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表明伊朗对其传统民兵伙伴正在失去信心,并把关键行动转交给规模更小、相互隔离、直接向伊斯兰革命卫队汇报的单元。这一结论虽不无道理,却掩盖了一种在战略上更为连贯的伊朗姿态:伊朗并非在放弃其传统民兵,而是通过刻意分隔,将其与“极限施压”下的暴露风险隔离开来。

从战略层面看,伊朗用20年时间,将与其结盟的武装网络打造为伊拉克政治、安全与经济决策体系内部真正的权力中心,从而让德黑兰握有撬动伊拉克国家机器的杠杆。这些派别与民兵是伊朗对伊拉克国家职能“实际控制”——而不仅仅是影响力——的保障;失去它们,就等于放弃伊朗最重要的资产,并将地区力量平衡推向美国及其盟友一侧。

特朗普政府曾警告称,如果与伊朗结盟的武装团体不解除武装,美国将暂停对伊拉克的每月美元转账;再加上2026年5月对这些民兵实施的制裁,显示出它们如今所承受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传统代理人需要将那些涉及先进武器系统、以及可能引发美国和地区军事升级反应的跨境袭击行动,暂时从民兵主体结构中“脱钩”。如果美军清除一个与哈吉·哈米德有关联的单元,民兵领导层便可否认责任,伊拉克政府也能作出可信表态,从而将核心民兵领导层和基础设施遭报复的暴露风险降到最低。

“影子团体”的防御策略并非新战术。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将焦点对准伊朗及其代理人之后的几年里——尤其是在卡西姆·苏莱曼尼和阿布·马赫迪·穆罕迪斯于2020年1月遇刺之后——伊拉克民兵派别自身就通过设立幌子团体率先实践了这一策略。“洞中人”组织(Ashab Al-Kahf)便是一例:该组织于2019年8月出现,但在苏莱曼尼身亡后活动大幅增加。尽管“洞中人”否认与“正义联盟”(Asa’ib Ahl al-Haq)存在隶属关系,但证据显示其在组织上受控、在行动上从属。

在贾德里亚街区遭袭、以色列针对真主党发起“传呼机行动”,以及美以情报机构能够渗透伊朗高层民兵圈子的事实得到证明之后,伊拉克派别领导人认识到集中式指挥结构的脆弱性,并刻意将自身“足迹”碎片化。因此,哈吉·哈米德网络并不意味着领导层对其在当地对民兵的掌控失去信心;相反,它表明领导层理解美国拆解民兵结构的决心,并选择通过将行动责任推向可被否认或抛弃、却不致摧毁核心组织的附属实体,来保护这些结构的主体部分。

这同样反映出一种认识:既有领导人难以替代。接替哈桑·纳斯鲁拉的纳伊姆·卡西姆,与其所取代的那位真主党领导人相比,不过是个影子。同样,苏莱曼尼的继任者伊斯梅尔·卡尼也缺乏其个人魅力与影响力。

2026年9月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并非显示伊朗战略学说转向的新型行动;它是一次经由替代渠道实施的传统行动。传统民兵仍在提供人员,只是通过分隔化、可否认的渠道来完成,从而获得合理推诿的空间

在沙特新闻频道采访退役准将阿亚德·图凡(Ayad al-Tufan)之后,伊拉克安全官员后来将这次行动归因于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哈吉·哈米德;这一点本身或许就是一种刻意策略,旨在将责任从传统民兵身上转移开来。

伊拉克政府此后的行为也支持这一判断。它并未单方面展开调查并谴责伊朗干预,而是与伊朗本身启动联合调查——如果政府将这些行动视为威胁伊拉克主权的伊朗单边作为,这样的回应将毫无道理。一个据称受害的国家与被指控的实施者之间展开联合调查,更像是对叙事进行协同管理,而非真正的对抗性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