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立特里亚的红海旧叙事遭遇新中东

在2026年9月12日接受卡塔尔支持的媒体“中东之眼”（Middle East Eye）采访时，厄立特里亚外长奥斯曼·萨利赫（Osman Saleh）警告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色列与埃塞俄比亚正在非洲之角出现一种趋同态势。然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无论在起源还是动机上，都比他的表述所暗示的更为分化、更为复杂。

萨利赫的表述让人想起30年前厄立特里亚争取分离时曾被用来动员的一种论点：埃塞俄比亚与以色列的关系，是阿拉伯—以色列围绕红海展开的更大角逐的一部分。在这一框架下，厄立特里亚民族主义者向阿拉伯各国政府所呈现的，不仅是一场反抗埃塞俄比亚统治的分离主义斗争，也是一项其成功能够服务于更广泛地区利益的事业。其政治逻辑十分清晰：埃塞俄比亚处在以色列与西方在红海更广泛的战略存在之中，而厄立特里亚独立将构成反对这一存在的地区性斗争的一部分。

这一框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以色列同埃塞俄比亚的帝制政权，以及随后数年同其马列主义军政府都保持安全关系，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训练与反叛乱援助，帮助其打击欧加登和厄立特里亚的叛乱。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和组织则向厄立特里亚叛乱分子提供政治、财政和军事支持。

埃塞俄比亚、以色列与更广泛的阿以冲突之间的关联，在当时对厄立特里亚叛乱的评估中就已可见。例如，1970年5月美国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厄立特里亚局势》（The Situation in Eritrea）报告称，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Eritrean Liberation Front）从大马士革发出的广播日益以明确的反帝国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视角来描绘这场冲突，把美国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和封建的埃塞俄比亚”联系在一起。该评估还指出，埃塞俄比亚与本地区穆斯林国家关系的恶化，反映了阿以冲突所引发的更广泛紧张。

这份文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描述了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的宣传，更在于它承认，厄立特里亚叛乱正被置于一场涵盖埃塞俄比亚、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与红海的更大地缘政治角逐之中。萨利赫当下的论证，与这种早期将厄立特里亚事业国际化的方式颇为相似。

不过，当今的中东已不同于厄立特里亚政权所援引的那个中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许多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并随后发展出广泛的双边合作。

埃塞俄比亚方面也在进行自身的战略盘算，而且其与以色列的关系要久远得多。事实上，埃塞俄比亚与以色列的关系早于当代地区秩序，并且经受住了埃塞俄比亚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取向的更迭。这种历史连续性，使得任何将当前联系解读为一项新近形成、并针对某个国家——无论是在非洲之角还是在中东和北非——的以色列—埃塞俄比亚计划的看法都更难成立。

萨利赫的框架与埃塞俄比亚自身的转型也显得不太契合。埃塞俄比亚不再是20世纪60年代对抗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的基督教帝制君主国，也不再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主义德尔格政权——后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及其与以色列关系的起伏，追随着冷战与阿以冲突的地缘政治对抗而变化。当代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奉行更为务实、交易性和多向度外交政策的共和国，其与中东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粮食安全与安全等领域的利益交集日益增多。对海湾阿拉伯国家而言，埃塞俄比亚如今已不只是红海西翼的一个战略支点。其庞大的人口与消费市场、农业潜力、基础设施需求以及不断上升的经济分量，使它本身就成为一个重要伙伴。

这种多元化催生了一种地区秩序：海湾阿拉伯国家可以在维持对以色列关系的同时，投资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接触、同埃及合作，并经营与非洲之角其他各方的关系。与其将这种外交理解为冷战时期相对二元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再现，不如将其视为多向度外交。这正是萨利赫论证的核心局限：他确实识别出一张真实存在的关系网络，却用一套过时的模板去解读它。他的历史类比或许仍有若干相关性，但他对厄立特里亚长达数十年停滞之外所发生的数十年发展视而不见，这意味着他的战略结论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