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禁驾车之后，沙特女性的变革走得够远了吗

过去十年间，沙特阿拉伯女性的生活因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改革议程所引发的变化而发生转变。这些改革挑战了沙特人一度视为不可撼动的诸多成见，同时也正视了一个经济现实：一个寻求摆脱对石油依赖、实现多元化的经济体，无法承受让一半人口长期处于公共生活边缘的代价。

因此，“沙特2030愿景”将女性参与不仅确立为社会目标，也确立为经济上的当务之急。对出行、就业与公共参与方面限制的取消，带来了一场尽管由国家主导、却难以被视为流于形式的转变。沙特女性进入大学、职场、商界与技术职业，并在公共生活中占据日益可见的位置。

在法律层面，沙特女性于2018年获得驾车权，沙特法律又在2019年放宽了与男性监护制度相关的限制，赋予女性出行与旅行的权利。就业机会进一步扩大，职场保护有所改善，Wusool与Qurrah等项目则着力解决交通和照护方面的障碍。沙特化政策也为私营部门雇主招聘沙特本国公民（包括女性）提供了更强的激励。这些政策与女性的合法工作权相辅相成，为她们行使这些权利提供了相应的技能、基础设施与制度支持。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上升，从2016年的22.8%升至2025年的33.6%，超过了“沙特2030愿景”设定的30%目标。这表明，在沙特阿拉伯，政治权威、经济需要与制度政策的合流加速了社会经济转型。

然而，尽管沙特女性的参与已超越象征性纳入，通往赋权的道路依然漫长。第一阶段的改革为女性提供了准入，但下一阶段必须聚焦于自主性、经济实力、领导力与决策权。原因在于，一名女性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却仍然在经济上依附他人、被剥夺晋升机会，甚至无法掌控自己的资产。即便受过教育、具备技能，她也可能永远无法进入能够作出战略决策的董事会。衡量赋权的真正标准不能仅仅看有多少女性在工作；还必须包括她们在哪些领域工作、收入多少、拥有什么、能够晋升到多高的位置，以及行使多大的权力。

在世界银行《2026年女性、营商与法律》（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2026）框架中，沙特阿拉伯在法律框架方面得分为56.2/100，在配套支持框架方面为72.0，在执行感知方面为50.7。同工同酬以及育儿、工作与儿童照护等方面得分较高。但婚姻与资产仍属薄弱环节，各为25分，出行方面为38分，创业方面为50分。这表明经济权力的分配仍不均衡。

法律改革已经到位，但制度改革、行政程序与执行机制必须随之演进，才能产生真正影响。还必须配套建立便于使用的申诉机制、透明的行政程序、有效的救济手段，以及有能力确保合规的机构。若不能弥合法律上的权利与现实中的权利之间的落差，女性在赋权方面就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沙特阿拉伯新兴的女性创业生态呈现出乐观前景。得益于大量由国家支持的融资、培训与创业项目，女性在电子商务、旅游、科技、咨询、餐饮与酒店业中日益活跃。但下一个政策难题，是推动女性创业者从小微企业走向资本密集、技术驱动、可规模化的企业。这需要更便捷的信贷与风险投资渠道、更有力的商业与财产权保护、采购机会、导师网络、市场准入，以及使女性所有企业得以扩大规模的机制。在一个结构与观念上仍以父权为主导的企业环境中，女性依然被排除在高层决策之外。

此外，尽管本土化政策对包括女性在内的沙特本国公民产生了积极影响，该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分割明显。因此，有利于本国劳动力市场的收益并不会自动惠及移民女性，后者大多仍集中在低薪服务业、家政工作、健康以及与儿童照护相关的职业中。一项具有变革意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不能止步于公民与非公民之分；它还必须回应更广泛的女性劳动群体所处的境况，包括工资、职场保护、出行自由以及获得法律救济的渠道。

教育领域则呈现出另一重悖论。沙特女性受过良好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有很高比例，并在科学、技术、工程、医学、商科和法律领域有可观的参与度。然而，教育成就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就业与更高的收入，也不能确保她们晋升至企业最高层的领导岗位。因此，要打破玻璃天花板，沙特下一阶段的改革必须改变职业晋升结构。

驾车权成为沙特女性更广泛转变最有力的象征，因为出行意味着自主、意味着获得就业机会和参与公共生活。但这道门槛早已跨过。如今在大学、职场和商界的沙特年轻女性，其期待与她们的母亲和祖母已截然不同。她们在数字上互联互通，职业抱负强烈，并接触到全球教育与职场规范。对她们而言，准入并不是终点，而只是开始。

沙特阿拉伯的私营部门需要迎头赶上。女性不能一直停留在政府主导的包容性计划受益者的位置上。她们必须被视为关键行动者，其人力资本对沙特后石油时代的经济不可或缺。衡量她们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准，最终在于沙特女性能否做到超越驾车、工作和参与。她们能否拥有资产？能否担任领导？能否掌控资本？能否塑造企业战略与公共政策？她们能否行使权力，而不只是占据为她们设立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