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的高光时刻是否走到尽头

2026年7月12日，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 Thani）去世。1995年，在其父谢赫哈利法·本·哈马德·阿勒萨尼（Sheikh Khalifa bin Hamad Al Thani）身在日内瓦期间，哈马德发动了一场不流血政变，但随后又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逮捕其父，并将其引渡回卡塔尔，以叛国罪处决。哈利法在法国流亡9年后，哈马德才允许其回国。

在哈利法执政时期，卡塔尔只是一个沉寂的港口城市，与迪拜相比相形见绌。1994年抵达时，主要机场航站楼不过是一座配有柜台和日光灯的大仓库，远非如今那种建筑与室内景观兼具的奇观。到了周末，为数不多的常驻外籍人士会聚在拉玛达酒店——当时城里仅有的5家国际酒店之一——在其早午餐时段社交；对外国人来说，这几乎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娱乐来源。

哈马德推动城市现代化，将其打造为国际枢纽。他动用卡塔尔庞大的天然气财富填海造地、吸引投资，并在教育与艺术领域扩张卡塔尔的软实力。他的第二任妻子、现任国王之母谢哈·莫扎（Sheikha Moza）创立了卡塔尔基金会，至今仍是卡塔尔拥抱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他更为极端的伊斯兰运动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2013年6月25日，哈马德出人意料地在电视讲话中宣布退位，将王位交给他与莫扎的儿子塔米姆。

塔米姆延续了父亲的愿景，也沿袭了母亲的政治路线。在塔米姆治下，卡塔尔加大了对西方大学、智库和媒体的支持。卡塔尔资助的媒体，如半岛电视台和《中东之眼》（Middle East Eye），散布有关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和“犹太金钱”的阴谋论；与此同时，卡塔尔每年用于影响美国政客与教授的开支，大约是AIPAC的8倍。

塔米姆与莫扎的策略很简单：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凭借数万亿美元，卡塔尔设法拉拢并收编了一批机构与个人。卡塔尔官员会辩称其慈善出于利他动机，但足够多的例证表明，多哈与其受赠方及合作伙伴之间维持着某种对等交换；它极少——如果说有的话——资助或继续资助那些不按其路线行事的大学、智库，或不配合的教授与学者。

然而，塔米姆或许是当代的伊卡洛斯。卡塔尔官员自以为可以肆意花钱、四处拉拢而不必承担后果，最终体现在向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赠送一架价值4亿美元的飞机上。卡塔尔也同样将乌代德空军基地的使用权赠予美国中央司令部。多哈和安卡拉一样明白，接纳一座美军基地，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东道国政府一张“免罪金牌”，从而规避其在支持恐怖主义及其他不法行为上的问责。与此同时，塔米姆——如同其父当年——相信可以用钱打点伊朗及其代理人等国家与势力，为卡塔尔换取和平与通行。10年前，卡塔尔曾广为人知地向一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支付10亿美元赎金，以换回在伊拉克狩猎的卡塔尔人；这笔钱直接流入民兵，甚至可能流入圣城旅的金库。

对勒索妥协的问题在于，它只会刺激更多勒索；从来不会带来和平，也不会解决问题。卡塔尔外交官曾为伊朗同行辩护，但如今他们意识到，伊朗领导人从不在乎。金钱可以买来奉承者，却永远买不到真正的朋友。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对科威特和卡塔尔的冲击尤为严重，因为它们是仅有的两个没有替代出口通道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巴林同样没有红海或阿拉伯海的海岸线，但其石油历来不过是沙特阿拉伯的一种补贴。

如今，数据已经出炉。2026年第二季度（4月1日至6月30日），卡塔尔赤字为212亿卡塔尔里亚尔（58亿美元），对应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1705亿卡塔尔里亚尔，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4%多一点。摩根大通认为赤字率更接近11.4%，但这仍是卡塔尔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季度缺口。若第二季度的态势延续，而液化天然气外输量微乎其微甚至为零，2026年赤字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尽管世界银行再次采取更为审慎的口径，但仍判断经济收缩7.1%。

伊朗官员释放信号，表明打算在航行自由问题上继续强硬施压。

2026年9月1日，伊朗副总统穆罕默德-礼萨·阿雷夫（Mohammad-Reza Aref）表示，未来两年伊朗的方针很可能是“既不战争，也不和平”。这对卡塔尔不是好兆头：其第二季度油气收入仅为8.74亿卡塔尔里亚尔（2.4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7%。卡塔尔官员已意识到问题严重。第二季度支出同比下降23%，其中经常性支出削减30%。

复苏并不容易。伊朗的打击摧毁了17%的液化天然气产能，令卡塔尔每年损失约200亿美元收入，相当于大约20笔对乔治城大学的捐赠。尽管卡塔尔官员称非碳氢化合物出口有所增长，但这一说法令人怀疑；私营部门采购经理人指数已连续7个月处于收缩。卡塔尔股市收于6年来最低点，旅游业仍在持续下滑。

当然，作为一个国家，卡塔尔不会消失。但其领导人曾以傲慢姿态挥舞的软实力将逐渐消散。对华盛顿许多人而言，接受卡塔尔现金——同理还有沙特或阿联酋的钱——一向意味着丧失资格、不可接受；但华盛顿也有不少人认为，收下卡塔尔馈赠并不带污名。“Qatar Force One”成为转折点，这一错误在公众心目中把卡塔尔的慷慨与腐败联系在一起。从办公厅主任苏茜·怀尔斯（Susie Wiles）到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特朗普政府已被与卡塔尔的关联和资金彻底腐蚀、立场尽失。

随着参议院和众议院控制权可能易手，华盛顿的问题在于：卡塔尔对民主党的投资是否同样庞大——很可能是——以及民主党收受者是否会设法掩盖其过去的妥协。炫耀卡塔尔馈赠很可能会让太多人在公众心目中与特朗普捆绑在一起。毕竟，大多数美国人看国会时，看到的并非天使与魔鬼，而是横跨政治光谱的犬儒式利益输送。

卡塔尔在公民社会中的影响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莫扎的卡塔尔基金会运作不透明，但仍拥有数千亿美元收入，由此获得影响力。然而，无法补充资金叠加国内维持生活水准的需求，将对其本金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卡塔尔的敌人——数量或许多到超出其外交官的认知——将嗅到血腥味，并会像2017年阿拉伯四国封锁期间那样，伺机谋取优势。

美国人对外国不当影响的恐慌总是一波接一波。1973—74年石油危机与禁运期间，一股强烈的反阿拉伯、尤其是反沙特情绪席卷美国。沙特人至今仍对当年政治漫画中对他们的描绘心存怨气。

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担心日本企业在啃食美国工业的残骸，裁撤美国工人并将劳动者当作机器人对待，反日情绪席卷美国。诸如朗·霍华德的《干劲十足》（Gung Ho）等影片曾短暂走红。

在21世纪最初10年或20年间，对中国的疑虑上升，尤其是当中国企业试图通过孔子学院等组织“收编”媒体、黄金地段房地产与大学之际。这种疑虑并非无的放矢，而国会的监管与污名化推动压缩了中国的存在，至少让收受中国资金付出了声誉成本。

随着卡塔尔因伊朗战争而承压、收买批评者的能力下降，以及有关其在特朗普时代助长腐败的质疑升温，如今摆在台面上的问题是：卡塔尔究竟还能否真正恢复，还是它的时刻已经结束。